材料 两宋时期，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居住在太湖流域等南方江河湖泊交叉之地的农民把围田、筑塘、开浦、疏江四项工程结合起来，因地制宜，采用双季稻、稻麦连作等方式，使粮食生产“亩收信种”；桑、麻、棉、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海产资源的开发，使农副产品与市场的联系更为频繁。丝织、棉织、冶铁、制瓷等行业，因农业商业化和多种经营的发展而进步；南方的景德镇窑、越窑、龙泉窑等地制瓷工艺追求的釉色和质地之美，开辟了陶瓷美学的新境界；冶铁业开始大量使用煤炭，“以冶铁作器，犀利胜常云”。日益细密的手工业分工、活跃的商品经济促使同类的手工业作坊联合起来成立行会；行会的重要职能是提高本行业的生产技术，努力缩小行内的竞争和互相帮助，保证行业内部的生产经营和产品销售。
随着商品交换的日益发展，四川地区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以南方盐、茶、银、铜为主的税收，在工商税收中占很大比重；为增加政府税收，两宋政府鼓励海外贸易，南方的广州、明州、泉州、杭州、扬州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市舶司主要官员负责到外国引客商或贩货回国，市舶司官员每增收100万两税额，就升官一级；援引这项制度，海商无论本人是否在职，均按这个标准奖赏。商人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使许多农民从农业中分离或半分离出来，从事经商活动；不少官僚经商，工商子弟进入仕途。入宋以后，出现大批出生于南方的政治人物，如苏州人范仲淹、抚州人王安石、吉州永丰人欧阳修等著名政治家，江南地主集团的崛起及成为政治中坚，说明中国社会文化中南方比重的增强。
——摘编自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卷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宋时期南方经济迅速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两宋时期南方经济迅速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东京倚汴水建城，便于漕运。……五代至宋，东京逐渐繁盛，如潘楼街南，多是真珠匹帛香药铺席。……潘楼酒店下，买卖衣物书画珍玩。还有瓦舍（娱乐场）勾栏（剧场），演出百戏伎艺。……晚间有夜市至三更，到五更又再开张。“耍闹去处，通晓不绝”。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材料二 宋政府在广州、泉州、福州等地设立了市舶司，多次派使臣赴海外招徕外商并管理对外贸易。两宋亦利用民间力量来广招外商，友好往来。每艘海舶船主，也是政府委任的“市舶纲首”，负有在域外“招诱舶商”的任务，规定“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货物，及五万贯者，补官有差”。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请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论证这一观点。（要求：史实准确，逻辑清晰，史论结合。）
材料一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形成了非常不同的分工模式:游牧文明是劳动密集型;农耕文明更接近于资本密集型,犁的使用需要劳动者的上肢力量和握カ,因此男人在劳作中具有相对明显的优势,于是形成了明确的男女分工。
——摘编自加州大学朱利亚诺等《性别角色的起源:女性与犁》
材料二宋代商业化的展开,也是市场化不断深化的过程。市场化不但表现为民间的衣食住行均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宋代江南一带的许多农户,基本上已经不种田,“糊口之物,尽仰商贩”。…明代朱元璋似乎下定决心要将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封闭而宁静的巨型农村,人们待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得擅自离乡离土;这个宁静的秩序不欢迎流动的商人、喧哗的商业,不需要市场与货币,国家的赋税也以实物税与劳役为主。至于开放的海岸线与嘈杂的海上商贸,更是不可容忍的
——摘编自吴钩《为何别朝之亡皆自亡,宋朝之亡亡天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小农经济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归纳宋代经济发展的概况以及明初对宋代经济特点的“改造”措施。
材料 鉴于宋代财政上的入不敷出、长期大规模的长途军需供给以及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一些有识之士主张政府对私营工商业应因势利导，达到官民共利；从直接全面垄断到间接部分垄断，从而出现了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出现平等自愿、共利双赢的关系，以及市场性政策工具特有的公开、公平竞争和订立契约。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博弈均衡，在经济上从政府一元化到多元化的转变，并在治理中尽可能地克服官办特有的低效率带来的财力、物力巨大浪费，降低政府管制成本，同时提高生产者积极性和产品质量，有效配置资源，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保障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和简单再生产能力，避免社会与政府的对立，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增进共同利益，对封建商品经济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摘编自方宝璋《略论宋代政府经济管理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基于市场性政策工具的视角》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政府经济管理政策调整的原因与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宋代政府经济管理政策的调整。
材料一 宋代对于前代技术和经验的积极总结，新的发明层出不穷，出现了许多在后世都有极大影响力的农业书籍。皇帝和王公贵族大力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培育出一些新品种。同时，宋代积极与外国进行交流，引进海外优良品种，如占城稻的推广。在扩大水稻种植面积的同时，注重对经济作物的种植，农业结构得到进一步调整。
——摘编自谷跃东《论宋代江南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材料二 五代至宋，东京逐渐繁盛，城内到处有酒楼、食店、茶坊，还有瓦舍、勾栏。965年，宋太祖诏令开封府三鼓以前的夜市不禁。十字大街，每五更点灯，天明即散，叫做“鬼市”。晚间有夜市至三更，到五更又再开张。“耍闹去处，通晓不绝”。遍布内外城的商店铺席外，还有定期的集市贸易。随着城市的发展，宋政府把汴京临安等大城市贴近城郭的草市当作城镇的一部分来对待。
——摘编自范文澜《中国通史》
材料三
| 北方的强敌（契丹）无法驱除，建都开封更使宋室处于极不利的形势下。宋代对外既如此不振，而内部又终年闹穷，愈闹愈凶，几于穷得不可支持。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 | 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日本）宫崎市定《东洋近代史》 |
(1)根据材料一，指出宋代江南地区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的原因。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商业发展的特点。
(3)材料三是中外史学家对宋代的不同评价，分别指出他们的评价角度。
①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特征是以青铜礼器为中心形成一整套礼仪制度，代表国家权力与等级秩序。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则显示出，中原地区形成的这套礼器制度也影响到遥远的古蜀地区。从1986年两个祭祀坑出土的112件青铜器中，便有尊、瓶、盘等礼器的存在，而且在器形和纹饰上也模仿了中原青铜器。但三星堆同时还存在着以黄金“权杖”、象征权力与威望大小不等的青铜人像、神像、黄金面具等来表达和显示等级与权力的另一套体系，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文化内涵。
——摘编自霍巍《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的世界性意义》
（1）材料中②属于哪种类型的史料？依据材料，概括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并说明三星堆考古在认识早期中华文明方面的重要意义。
辽宋夏金对峙时期，北方少数民族饮茶成风，对农耕民族的提供茶叶、丝绢等手工业产品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而对两宋王朝来说，由于战争和农业生产的需要，中原地区也离不开游牧民族的马匹、牛羊和毛皮原料。例如，“澶渊之盟”后，宋辽达成协议，在河北沿边陆续开放榷场，用中原地区的茶叶、缯帛、漆器、瓷器等换取契丹的牛羊、马匹等。汉族建立的两宋王朝通过设置榷场、和市和朝贡等形式与周边民族进行经贸往来，将中原农耕经济区与北方游牧经济区两种经济类型较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并互为补充。在各民族经济贸易的促进下，一张全国性的市场网络逐渐发展，加速了中国各民族经济发展一体化的进程。
——摘编自段红云《略论辽宋夏金对峙时期中国民族的一体化进程》
（2）结合材料和所学，说明宋辽榷场贸易发展的条件和作用。
同盟会成员刘揆一于1911年撰写《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他认为应该“使满人而知断送满洲桑梓地者为满洲皇族也，知汉族不强满族亦随而亡也”，“现今之君主政治，无论其为专制，为立宪，无论其为满人，为汉人，皆当排去之者也”。他提出中国内有分裂之虞，外遭欺压之迫，需要达到真正的民族团结，共同“挽救今日中国瓜分之局”，与列强并立于世界。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明确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191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写道，“民国成立，五族一家，凡属国民，均为主人保此大好河山”，“五族共和，平等自由之幸福，汉族与满蒙回藏共享焉”。
——摘编自王正文《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的嬗变》等
（3）结合材料和所学，分析资产阶级革命派民族观念的内容、背景及影响。
“十四五”时期，要充分发挥新疆区位优势，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为驱动，打造内陆开放和沿边开放的高地；要积极推动培育壮大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要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决守住生态保护红线，统筹开展治沙治水和森林草原保护工作。
——摘编自《紧贴民生推动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0年9月30日
| 2014—2020年新疆经济状况（部分） | |||
 生产总值 |  贫困发生率 |  中央财政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支援 |  援疆项目1万余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