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世纪西欧由于城乡之间没有形成贡赋关系，城市不能向农民征收税赋，城市最初的粮食需求只能来自周边农民的销售。大约从12世纪起，西欧城市迅速发展，乡村专门化的粮食生产吸引了专职商人参与，国内粮食贸易很快发展起来，但远距离收购的粮食不能在城内直接售卖，必须通过当地代理人销售。伴随着粮食供应带来的巨大商机，庄园开始扩大粮食生产，专门出售剩余谷物，成为城镇最直接的“农业腹地”。为保证市民生活需求，城市当局往往对粮食市场实行严格管制，不允许市民下乡收购粮食、购买园基超过其需求能力的粮食等，并设立以市长为首的“巡回法庭”商讨价格、检验各类商品，维护城市粮食市场的有效秩序。尽管如此，城市粮食的供应依然非常紧张，这也使得城镇与周围农村的关系非常紧密，出现了城乡一体化的趋势，从而改变了周边农村传统的农业结构。
材料二 与西欧相比，中国古代重点城市的粮食供应主要通过官府调拨，如南宋都城临安“凡诸军、诸司、三学及百司、顾券、诸局工役等人，皆给焉”，但“细民之食，皆需之铺家”。与西欧不同，中国农村的粮食不一定直接卖给附近的城镇，而是由商人舟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等地粜米。宋代以后，地主的地租粮自食比例较少，相当部分作为商品粮直接运往城镇或急需地点销售。地主居于市镇中，既从事农业经营，又进行商品生产，当粮价低贱时，地主则大肆收购，反之则出售粮食，从中获取厚利，因此地主富室深刻影响了市场粮食价格。为保障粮食供应，官府往往采用设置官仓等间接手段平抑粮价，而较少使用行政或强迫手段干预其它经营者。正是由于中国城市的生存无须单独依靠周围的乡村，因此城乡关系比较松懈，没有建立起来直接的经济联系，因而城市不可能推动农村发生转变。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谢丰斋《比较中西方古代城市的粮食供应》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古代西欧与中国城市粮食供应的差异。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西欧和中国城市粮食供应差异造成的不同影响。
材料一 传统农具的定型和配套基本是在宋代完成的，以常用的犁为例，人们在其工作部位安装了“裂（chi）刀”，它能够确保以锋利的裂刀开垦土地，从而使大量荒地开垦，耕地面积扩大。在农本思想的支配下，赵宋王朝大力鼓励甚至组织农户开垦荒地，“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而且宋代的客户已经被视为与主户一样的国家编户齐民，“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乎”，他们在政治上取得了一定的自由，具有迁徙和退佃的自由。客户与地主之间是以租佃契约方式暂时结合起来的经济关系。到了宋代，城市结构突破了坊市的限制，商品交易再也没有时间、地域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整个城市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
——摘编自徐红《宋代经济型流动人口探析》
材料二 宋代政府常常通过禁榷专卖制度和货币经济的手段刺激经济发展，如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就试图通过货币借贷以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宋代，由地方精英和政府共同倡导的公共组织不断渗透到经济领域，朱熹在地方推行由民间组织的社仓，以及义役、书院、宗族组织等。这些公共组织在从事公益事业的同时，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支撑，需要经营某些产业或田产，从而形成公共经济，故族产在宋代以来的公共经济中也就占据主要的地位。宋代民营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宋代一些重要行业，如纺织业、制瓷业等，民营规模都超过了官营，在国家专营的冶炼、酿酒等行业中，有的就由民间承包经营，其中已经有很大部分的民营经济成分。
——摘编自王一胜《宋代经济的现代韵味》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经济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并谈谈宋代经济发展的启示。
材料一 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衣冠南渡”的现象，在这些南渡之人中，就有一部分人定居在距离中原比较近的新安（新安江的源头）。他们心里憋着一股子东山再起的劲头儿，但是面对的却是“山九田一，丰亦不足食”的现实。新安人虽然没有发达的陆路交通条件，但大自然给了他们便利的水路，特别是新安江，直接可以通达杭州，再通过杭州与大运河相连。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形成商帮集团。
—摘编自[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
材料二 明嘉靖（1522—1566年）至清末民初，新安商人渐趋衰落。一代代新安商人靠贩运盐、茶、山货，经营文房四宝，走出了一条日后教科书上才有的贸易路线：“东进苏杭无锡常，抢滩芜湖商道，掌控长淮水运口，南达湘、蜀、云、贵、川，往来京、晋、冀、鲁、豫间，远涉西北、东三省。最后，西进赣、湘，沿东南达闽、粤两省，直至扬帆入海与日本进行贸易。此时的新安商人达到了鼎盛时期，‘无新安人不成商’这种说法，开始叫遍天下”。
——摘编自韦庆远《明清史续析》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历史上出现大规模“衣冠南渡”的两个重要时期，说明东晋时期“新安商人”被迫经商、“活动”频繁的因素，并写出“新安商人”后来的名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述明代“新安商人”形成实力雄厚商人群体的客观条件，及其在当时发挥的主要作用。
材料一 夜市起源于汉代，兴于唐代。唐代韦述的《西都杂记》中记载：“京城街衢，有执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许弛禁前后各一日，谓之放夜。”当时统治者为了维护治安，从文武百官到普通百姓，一年之中除上元三日市场可通宵达旦，其余时间都要实行严格的宵禁制度。在实行宵禁制度时，夜间的活动多为上层贵族、官僚阶级和部分文人在豪邸中进行的宴饮活动，市民阶级的活动较少，到晚唐五代时期，宵禁制度有所松弛，由原本的里坊制度转变为坊市制度，出现专门的草市、夜市，丰富了下层民众的娱乐生活。
——摘编自孙黎《我国夜市发展综述》
材料二 宋代夜市日臻成熟，宋朝定期、定点集市夜市、节日夜市遍布全国城乡。北宋首都开封，南宋行在临安（杭州）都是具有百万以上人口的大都市，“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南宋临安的夜市与东京开封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杭城（临安）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主要街区都有夜市，店铺林立。朱雀门外尤以“州桥夜市”与“马行街夜市”两处较大，东大街也是“街心市井，至夜尤盛”，即便是禁地皇宫，周围也有酒楼、店铺。时半夜酒楼作乐喧嚣声甚至传入皇宫内。商品交易、娱乐、服务性场所或机构有很多，其中在夜间经济扮演重要角色的是酒楼、茶肆、邸店（客店）、塌坊（仓库）、瓦舍（瓦子）。经营项目多是餐饮、住宿、百货等。
——摘编自李华瑞《古代夜市，为何宋朝最兴盛》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夜市的主要特征。(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夜市的主要变化，并简要分析这些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 与宋朝泉州古船（为远洋海船，采用了先进的水密隔舱技术）和“南海一号”（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不同，西沙群岛海域发现的“华光礁一号”沉船，则是发现于远洋航线上的商船。“华光礁一号”发现于西沙海域的华光礁礁盘内侧，年代属南宋时期，这也是中国水下考古学界第一次在远海海域完成的水下考古发掘项目。“华光礁一号”出水遗物近万件，有瓷器、铁器、铜镜、铜钱等，瓷器产地除江西景德镇以外，主要为福建窑口产品，包括德化窑、磁灶窑、闽清窑、南安窑、松溪窑等。
——摘编自姜波《水下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
材料二 今年是我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提出这一倡议的初心，是借鉴古丝绸之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同各国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为全球发展开辟新空间，为国际经济合作打造新平台。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已经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越来越多国家的主要投资来源国。无论是中国对外投资，还是外国对华投资，都彰显了友谊和合作，体现着信心和希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华光礁一号”沉船考古的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
材料一 宋朝政府在海外贸易中，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确保商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例如，在海上交通中设立巡检、通关等机构，保护海上商贸的利益；实行“市易法”，鼓励商人从事海上贸易和私人经营。同时，宋朝的市场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商品的种类和质量有了明显提高。这为海外商人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也吸引了更多的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宋朝时发明了“磁针航行”等航海技术，使得海上变通更加便捷和安全。造船技术也十分先进，建造了大量的商船和战船，使得海上贸易更加畅通和有序。
——摘编自周必超《浅析宋朝海外贸易发展的原因》
材料二 纵观清初“海禁”政策的实施，其初衷在于扼杀郑成功等抗清力量，但在郑氏政权消亡之后，仍屡行海禁，盖因当时的中国仍然是个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清王朝统治者总自以为是“天朝大国”“富有四海”，而无视当时的世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把他们的先进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盲目地加以排斥。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畸形现象：历史愈向前发展，清王朝就愈加腐朽、自负和保守。
——摘编自王宝山《试论清初“海禁”政策的实施及其社会后果》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海外贸易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与宋代对外贸易政策相比，清初对外贸易政策的特点，并予以简要评价。
材料一 宋代士人的海外贸易观有其同之处，也有差异之处，共同之处是认为海外贸易可以，缓解“国库之急”。其差异之处在以下几位人物的论述中有一定的体现。李觏指出：至于蛮夷之国，舟车所通，窃我泉（货币）货，不可不察。苏轼在《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中追溯了前一年泉州商人为高丽雕造佛经载往彼国获利，后又栽高丽僧侣束宋境一案，并指出因高丽臣属辽国，使此案具有通敌之嫌。叶适对于泉州“每岁造舟通异城”，而地方官却体恤百姓，不趁机增加赋役的做法十分认可。
材料二 中国是一个大陆型国家，所以不可能像西欧的一些海洋型国家，如英国与荷兰一样，把海外贸易的观念上升到经济思想的高度。荷兰人格劳秀斯在1604年就写了《海洋自由论》。英国人托马斯·孟、尼古拉斯·巴尔本也分别写了他们的《贸易论》。这些人共同主张鼓励官、私海外贸易的发展，以增加国家与个人的经济收入。格劳秀斯更是在1625年出版了《战争与和平法》，提出君主应该制定条约并接受约束，应该利用法律制度来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海外利益。
——以上材料摘编自陈衍德《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宋代士人的海外贸易观》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中国宋代士人、西欧学者海外贸易观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与西欧海外贸易观差异的原因。
材料一北宋统一中原后。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交通运输工具和条件改善的基础上，商品经济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农村地区草市的勃兴，地区间贩运贸易的活跃，海外贸易的兴盛以及货币关系的空前发展，使宋代成为继秦汉后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开始过分追求精神方面的享受，从而导致社会风气出现变化，人们不论家庭条件好坏，均追求奢侈、铺张的生活，极尽享乐之能事。
——摘编自王丽丽《宋代社会的奢靡之风》
材料二马克思说过，“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又反过来影响生产的发展”，宋代中下属居民消费意识的增强，带动了整个社会的消费发展，扩大了社会需求，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当时，在消费需求的带动下，饮食业发达，新的服务随之产生和发展起来，如租赁业、即店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大众文学发展，繁荣了文化市场。城市里的瓦子、勾栏是大众艺术的场所，平民百姓在这里尽兴发挥自己的艺术细胞。又欣赏自己阶层的艺术。
——摘编自陆爱勇《宋代城镇居民的消费意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消费观念的变化，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宋代消费观念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是最早栽培柑橘类果树的国家之一。宋代，柑橘的产销扩大。南方出现了温州、苏州、荆州和福州等多个柑橘生产中心，有众多专门贩运柑橘的商人。开封的酒肆内有温柑、金橘等多个品种，临安有专门售卖柑橘的市场“柑子团”。士大夫喜爱歌咏“橙黄橘绿”，苏轼自称“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南宋韩彦直总结了柑橘栽培技术，撰成世界第一部柑橘专著《橘录》。该书将柑橘类果树分为3大类27种，分述植株、果实、食味和产地等，并介绍了栽培、去病、浇灌、采摘、收藏和入药等各项环节。
材料二 15世纪以后，中国的甜橙传入欧洲，哥伦布将其带到美洲。在甜橙基础上培育出的脐橙成为美洲重要品种。18世纪，瑞典植物学家奥斯贝克在广州记录了当地柑橘品种，并把标本带回国。19世纪初，英国从广州引进宽皮柑橘。
中国良种的引进，使欧美柑橘从药用、装饰转向食用为主，并形成商品化消费。西班牙在18世纪末就出现了商业化柑橘种植园。20世纪初，美国植物学家施永格在中国发现了宜昌橙等耐寒柑橘品种，将其引入美洲，用于改良品种。
《橘录》在欧、美、日均有流传。1923年，《橘录》英文版在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汉学杂志《通报》上发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为其撰写引言。世界柑橘业权威著作《柑橘产业》也多次引用《橘录》。
(1)概述宋代柑橘产销扩大的历史条件。(2)阅读材料，结合所学，简述中国柑橘品种和《橘录》在世界传播的影响。
材料一：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的商业革命。这场革命的根源可以在中国经济生产率的明显增长中找到。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11至12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到了宋代，商业的发展遂导致坊市制崩溃。商业活动不再局限在官方设立的市内进行，而是随时随地都可进行。人们在城内任何地方都可建立商店，开设作坊店铺，还可以推车挑担沿街叫卖，当然也更不存在时间上的限制了。一些大都市还形成了一条又一条的商业街，有的同行业集中经营，有的则是不同的众多行业错杂相邻。……宋代草市进一步发展，国家在那里设立镇这一行政单位，以进行管理，在镇的下面，还设立了市这一行政单位。镇市都是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在宋代广泛出现，有的镇在人口、商业税收等方面，都超过了管辖它的州军的治所城市，它们不是政治中心，而是完全意义上的工商业中心城市，所以有些学者把这一现象称之为中国的城市革命。
商业的兴盛，导致货币需求的增加。……唐代的飞钱到宋代称为便钱，仍由官方经营，并发行一定面额的便钱券。在宋代真正具有纸币性质的货币是交子。因四川使用铁币不便，当地大商人就联合发行一种纸币，称作交子，也是在一地交钱后到另地取钱。不久交子改由政府发行，并设立了机构管理，交子遂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流通纸币。……宋代的汇兑业务比唐代有更大的发展，除了沿袭唐代使用飞钱(宋代称便钱)外，国家还发行一种钞引，可以持钞引到各地换取需要的货币或实物。为便于便钱、钞引、金属货币等之间的兑换，宋代出现了许多金银钞引铺，进行货币兑换、汇款等业务。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1)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商业革命的表现，并分析出现的原因。
(2)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与西欧商业革命相比，宋朝的商业革命“为什么未能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