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夜市起源于汉代，兴于唐代。唐代韦述的《西都杂记》中记载：“京城街衢，有执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许弛禁前后各一日，谓之放夜。”当时统治者为了维护治安，从文武百官到普通百姓，一年之中除上元三日市场可通宵达旦，其余时间都要实行严格的宵禁制度。在实行宵禁制度时，夜间的活动多为上层贵族、官僚阶级和部分文人在豪邸中进行的宴饮活动，市民阶级的活动较少，到晚唐五代时期，宵禁制度有所松弛，由原本的里坊制度转变为坊市制度，出现专门的草市、夜市，丰富了下层民众的娱乐生活。
——摘编自孙黎《我国夜市发展综述》
材料二 宋代夜市日臻成熟，宋朝定期、定点集市夜市、节日夜市遍布全国城乡。北宋首都开封，南宋行在临安（杭州）都是具有百万以上人口的大都市，“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南宋临安的夜市与东京开封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杭城（临安）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主要街区都有夜市，店铺林立。朱雀门外尤以“州桥夜市”与“马行街夜市”两处较大，东大街也是“街心市井，至夜尤盛”，即便是禁地皇宫，周围也有酒楼、店铺。时半夜酒楼作乐喧嚣声甚至传入皇宫内。商品交易、娱乐、服务性场所或机构有很多，其中在夜间经济扮演重要角色的是酒楼、茶肆、邸店（客店）、塌坊（仓库）、瓦舍（瓦子）。经营项目多是餐饮、住宿、百货等。
——摘编自李华瑞《古代夜市，为何宋朝最兴盛》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夜市的主要特征。(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夜市的主要变化，并简要分析这些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 《灵著录序》和《灵著录略》两篇文章，是重要的妈祖史料。《灵著录序》提到元代诗人张翥曾奉旨到湄洲妈祖祖庙代祀，得祖庙《灵著录》母本，致仕后汇订成编。另一篇《灵著录略》，著者林朝裕，作于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是对张翥《灵著录》一书内容的概括，保存了《灵著录》的主要内容。《灵著录序》中“妈祖诞降”“海上灵迹”等是后来妈祖显圣故事的母本。如妈祖诞降湄洲，有“生而地紫”异象，自幼“变幻而秘法得”；能“席海以行”，即后来的“挂席泛槎”故事；“逝而见梦以祠”，即后来的“显梦辟地”故事；海上救护神迹即“怒涛济溺”“神助漕运”等故事。林朝裕在《灵著录略》按语中说妈祖“种种奇迹”及“褒赠”，早在宋元时期就“俱载《灵著录》”。《灵著录略》记载“天妃妈祖，林氏，出自吾族，毓诞湄洲，而神灵赫濯，利国济民”。曾祖统军兵马使林保吉，曾参加高平之战，“乘功而归，遂别业于莆阳之湄屿”。
——摘编自林龙锋，刘福铸《仙游郭坑林氏族谱与妈祖史料》
材料二 传说妈祖受到观音菩萨的超度而成为女神，有预测大海变化的能力，故而成为福建地区民众心目中的保护神。宋元时期，中国海商数以万计，虽然中小商人最多，但资产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海商也层出不穷。据南宋刘克庄文集记载，“海贾归来富不赀（同“资”，财），以身殉贸实堪悲。”两宋以来的王朝政权多次因“护海神迹”而将福建地方社会的妈祖信仰纳入到国家礼制秩序当中。
——据王文钦《妈祖崇拜与儒释道的融合》等
材料三 妈祖信仰起源于北宋时期的福建莆田湄洲岛，大陆移民将其传入台湾后，在岛内各地进行了广泛传播，初步形成“福建祖庙、台湾开基庙、台湾分灵庙的三层关系网络”，奠定两岸妈祖信仰的谱系结构。
——游红霞《妈祖信仰铸牢两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与实践机制》
材料四 妈祖文化在国外传播的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古代海上贸易，主要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二是福建、广东等地去海外的移民传播。三是当地华侨华人团体的积极推动。据陈尚胜《清代的天后宫与会馆》中的资料统计，总共159座天后宫会馆，其中闽商所建占105所，分布在广东、广西、云贵川、湖北、湖南、江西、山东、安徽等地。资料显示，全球有妈祖庙数千座，分布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遍及南极洲外的所有大洲，信众超3亿人。
——摘编自林明太《妈祖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传播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中的史料探究妈祖信仰的历史，指出其史料价值。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两宋时期妈祖信仰兴起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妈祖信仰传播的现实意义。
材料一 宋代与中南半岛、大食诸国、高丽、日本的来往十分密切，高丽和日本都辟有专门对宋贸易的港口。宋代进出口货物有410种以上，按性质可分为宝物、布匹、香货、皮货、杂货、药材等，单是进口香料，其名色就不下百种。宋代出口货物种类也很复杂，据日本学者统计，仅日本进口的“唐物”就达41种。宋代对外贸易港口有20余处，设有广州、泉州等5个市舶司。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宋政府正式修订《广州市舶条（法）》，委官推行，并援用于各市舶司。宋代海船可乘五六百人到千人以上。据推断，福州一地就有300余艘宽一丈二尺以上的海船。此时既有大批海外蕃客来华贸易且定居，也有宋朝海商、水手“住蕃”的现象。
——摘编自曹中原、刘常青《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及其原因》
材料二 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军占领泉州之后，元世祖即命在泉州设立市舶司，任用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为行省中书左丞，主持泉州的海外贸易。次年，元世祖又令行中书省唆都、蒲寿庚等招徕海外各国贸易。元代进口舶货数量和品种都超过前代，且呈不断增长的趋势。据《大德南海志》记载，元代前期经广州港进口的舶货计有“七类七十多种”。元代后期，海外贸易更加繁荣，舶货进口量剧增。王元恭的《至正四明续志》记载，由四明（又名庆元，今浙江宁波）进口的市舶物货高达224种，比元代前期翻了三番。元代海舶制造和航海技术都居于世界先进之列，再加上全国统一以后，农业、手工业都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能够为海外贸易提供丰富的物资。因此，元代商舶东起高丽、日本，西抵非洲海岸，十分活跃。
——摘编自沈自强《元代海外贸易体制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海外贸易兴盛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代海外贸易繁荣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宋朝设立市舶司，宋高宗反复强调“国家之利莫盛于市舶”“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宋代沿海民众出海贸易之风盛行，贩海之商“江、淮、闽、浙处处有之”。特别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宋代南海贸易是以中国瓷器和丝绸为主的手工业品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地区的香药、珠宝为主的资源性商品相交换，形成了互补性市场关系。《梦粱录》记载，徐兢使团出使高丽雇用的“客舟”就“可载二千斛粟”，而座船“‘神舟’三倍于客舟”。
——摘编自黄纯艳《宋元海洋意识的新变与海洋贸易时代的确立》
材料二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商业因其复杂性而被鄙夷。永乐帝虽派出郑和下西洋，深受儒家“战胜于朝廷”思想的影响，更多是为了“宣扬国威”。加之以海盗活动的增多，海禁政策也就提上日程。明代是一个内敛、封闭的朝代，也是一个政府职能缩减至最小的朝代，自给自足完成后，就放弃了宋元的海外贸易传统。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正是简化管理的体现。明代海禁造成了沿海区域外向型经济面临被扼杀的危险。多亏当地士绅的支持和提供资金，沿海区域航海者才能维持着已经非法的海外经营。
——摘编自赵雅丹《明清两朝中国海洋意识与实践的研究：以海权论为视角》
(1)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与明代海洋贸易的差异。(2)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与明代海洋贸易出现差异的原因。
材料一 从先秦到隋唐，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政治重心所在。然而中唐安史之乱以后，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北方经济区在战乱蹂躏等因素的影响下，发展速度明显放慢，而南方，人口激增，农业生产效率高，经济实力开始赶上并日渐超过北方。
——摘编自游彪《宋史》
材料二 宋代，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高于北方地区。南方水稻田产大多高于北方麦豆一倍以上，茶树、棉花等经济作物在南方许多地区都种植，南方成为造船、造纸、印刷、冶铸、织染等行业的重心所在，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明显高于北方，镇市网络体系初步形成。
——摘编自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先秦到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及其发生变化始于的事件。
(2)根据材料二，概括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表现。
材料一 《齐东野语》记载，“自为遇仙酒肆……遂为湖山旗亭之甲”。宋代时期，这种供人休息驻足的旗亭大量兴建，不少商家因地制宜地在此开设酒肆、茶肆之类。在汴京、洛阳、临安等大城市中，街道不断被拓宽，城中河堤修茸一新，“浮铺”“车担”等流动小贩穿梭其中，成为百姓休闲、赏景、作诗、品茗和社交的绝佳场所，不同身份、职业的人活跃其中，通宵达旦。节日期间，皇帝更是在御街进行“赐御酒”“撒金钱”活动。《岁时广记》“探春游”中载：“大抵都城（汴京）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并纵人赏玩。”此类的城市公共空间在两宋时期得到快速发展，宋政府在节庆日活动期间加强治安、消防等方面的管控；并为防止民众对公共场所地的侵占和破坏，政府数次组织对乱建房舍的拆除、雇佣民众对园圃和街道清洁及对恶意破坏市容卫生人员的抓捕。
——摘编自吴彩霞《试论宋代的城市公共空间》
材料二 1951年，中共中央指出，“在城市建设计划中，应贯彻为生产，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同时规定允许使用地方财政进行市政工业设施及城市公共空间的修建。各城市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发动群众，清运垃圾、疏浚河道、开辟苗圃、恢复整理旧有公园。1953年后，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国家投资与城市规划局对公共空间的人均面积、功能分区和分布等进行了针对新建城市和旧城市的不同远景规划。除了拓宽马路、规划道路信号灯等，新建城市广场成为这一时期城市建设的亮点，最主要和常见的城市广场是大规模群众性的政治集会场所，空间尺度追求宏大、空间气氛追求宏伟，如北京天安门广场、成都人民广场；此外交通广场广泛筹建，尤其是火车站前广场、机场航运枢纽站广场，不仅解决了人流、车流的集散，也成为旅客的短暂休闲、休憩空间。
——摘编自周波《城市公共空间的历史演变——以20世纪下半叶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演变为研究重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朝城市公共空间的特点，并指出其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宋朝时期相比，20世纪50年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发展的表现。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认识。
材料一 五代时期，黄河流域战乱频繁，社会生产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南方各割据政权一般却比较稳定，战争较少，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五代后，全国的经济重心，已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据北宋初年统计，当时北方人口只有100多万户，后陆续平定南方诸国，又得230多万户。南方人口已经是北方的两倍。这一方面是江南人民长期辛勤劳动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北方经常发生战乱，劳动人民为躲避战火大批南迁，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同时带来了北方的生产技术和经验。“绍兴和议”以后，北方移民大量涌入，使南方社会经济继续获得发展。1159到1179年，南宋全国丁口从1684万增加到2950多万，20年间丁口增加了近3/4。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显著进步，城市和商品经济十分繁荣。自唐朝安史之乱时候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到南宋最终完成。……农业生产技术以江浙一带最进步，“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由此产生。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人口增长的最主要的原因，传统农业在这一时期（两宋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新发展，中部和南部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相应增加。
淤田、沙田、潮田、山田、圩田、围田、湖田等各类耕地的开垦；南方地区讲究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经营。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水稻，在这一时期不仅种植地区扩大，而且耕作技术与经营方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早稻优良品种占城稻，在宋初从越南引进以后，经过一百多年的推广，到南宋时江南各地十之八九普遍种植。有些地区，已有早稻、中稻、晚稻的区分。水稻栽培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把稻种在秧田上培育，然后移植（即插秧）到大田。陈旉《农书》专门记述了秧田的修治技术，不少地区还发明了插秧工具——秧马。秋收后的耕田，务求再三深耕，使土壤疏松细碎；春耕时再三耕、耙，使土细如泥。耕田用牛犁也用踏犁；耘田除草，有了耘爪、耘荡等工具；水利灌溉在原先的筒车、桔槔之外，出现了效率更大的龙骨车（翻车、踏车），可以把河水抽到一二丈高的稻田中。集约化经营的结果，是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当时人说，在两浙路一带，上等水稻田一亩，可以收获稻谷五六石，约为750斤到900斤之间，是相当高的产量。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宋时期南北经济重心开始转移的表现，并分析其影响。(2)依据材料，探究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
材料一 汉朝时，中国对外贸易以陆道为主，兼行海市。当时的对外贸易通道已四通八达，除西北丝绸之路外，在西南有更早的“永昌道”，取道缅甸、印度半岛，与中亚大陆的古老商道交会，被称为“西南丝绸之路”；朝鲜半岛有“乐浪道”，不仅送往朝鲜半岛的货物行经此道，转口日本的商品也由此道转运南行，被称为“东北丝绸之路”。
——摘编自倪方六《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
材料二 宋元时期是中国封建时代对外贸易较发达的时期。宋元统治者为了取得海外奇珍异宝并征收外贸税收以助国用，积极鼓励海外贸易。海外贸易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是以“朝贡”“官本船”为名的官方贸易，凡属官方贸易的货物，免交商税；另一种是民间贸易往来，主要港口如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温州，都设有专职外贸管理机构——市舶司，负责管理商舶，征收舶税，收买舶货。
——摘编自马珺《浅论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对外贸易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元时期对外贸易发达的原因。
材料一：契丹……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 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辽史·百官志一》
材料二： 西夏官曰中书， 曰枢密， 曰三司， 曰开封府， 曰农田司……自中书令， 宰相、枢使、大夫、太尉， 皆命蕃汉人为之。
——《宋史·夏国传》
材料三：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的商业革命，坊市分区制度瓦解，商业突破时空限制……比起国内贸易的突飞猛进，对外贸易的增长更为明显……尤其是宋朝，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结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辽朝南、北面官制度的特点。依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 分析辽夏金少数民族政权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共性(2)依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回答宋朝“商业革命”的具体表现，并指出宋元时期主要外贸港口。
材料一 宋代海外贸易空前繁荣。宋王朝在中原王朝中第一次在法令上允许并鼓励本国民众经营海外贸易，东南沿海民众兴起经营海外贸易的风潮。宋朝同时还积极鼓励海外商人来华贸易，实行多项激励海外商人贸易的举措。在经济重心南移、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巨大发展等因素的推动下，实现了中国古代对外贸易重心由西北陆路向东南海路的转移。中国古代对外贸易自此进入海洋贸易时代。外贸税收成为宋朝国库的重要财源。
——摘编自黄纯艳《“交相生养”——宋朝经济繁荣胜于前代的原因》
材料二 “明朝初期，东南沿海倭寇日益猖獗。明太祖担心流亡海上敌对势力勾结倭寇，危及统治，下令实行海禁。”海禁除政治考量外，还涉及“互市”“外贸”等硬性政策规定。从经济内生增长逻辑看，制度专断，市场受抑，民众非自由流动，是不利于当时经济发展的。同时政策缺乏弹性，利益就会缺失，商品经济也随之瓦解。因此，海禁政策从当时看，是贸易与政治的一体化，并且紧密联系。
——摘编自杨国《海禁政策究竟是怎么回事？——从全球化视角看明朝的海洋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推动宋代海外贸易繁荣的因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代海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及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