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杭州的水系比较发达，连通钱塘江和太湖两大水系，贯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穿城而过，境内水网密集，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了充足的水资源。除平原之外，杭州还有一定面积的山地，极为适合竹木、柑橘、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生长。靖康之变，北方国土沦陷，杭州成为南宋都城，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富饶而繁华的城市经济为杭州海外贸易提供了充裕的资源，每年前往杭州朝贡的外国使团络绎不绝。杭州的瓷器、茶叶、书籍、药材等畅销海外，国外进入杭州的商品主要有香料、珠宝、象牙等。
——摘编自邱靖《两宋时期杭州的海外贸易》
材料二 1517年，葡萄牙占据广州屯门（今香港屯门区），构筑炮台城濠。1521年，明朝海军进攻屯门，葡军不敌，大部被歼，余者逃回马六甲。16世纪30年代以后，广东已部分开放海禁，葡人重返广东沿海活动，“完全抛弃了任何武力对抗，转而在中国采取贿赂与讨好的政策”，于1554年以后获准租借澳门，进入澳门贸易，1578年以后，葡萄牙商人从明朝政府方面获准特许，每年春、夏两季到广州参加互市。这种直接对华贸易权是西班牙、荷兰及后来的英国人长期梦寐以求而最终仍不能得到的。葡萄牙人主导了远东的丝绸贸易，日本及部分欧洲市场所需的大量丝绸主要由葡萄牙人从澳门转贩。据估计，葡人的远东贸易利润为300%。
——摘编自庄国土《略论早期中国与葡萄牙关系的特点（1513—1643）》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杭州海外贸易发达的有利条件。(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朝中后期葡萄牙能够主导中西方丝绸贸易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对中国的影响。
材料一 宋太宗时市舶司所收犀象、香药等舶货，“岁约获五十余万斤、条、株、颗”“一岁果得三十万缗，自是岁有增羡，至五十万缗”。宋仁宗天圣以来，犀象等宝货“充牣府库，尝斥其余以易金帛、刍粟，县官用度实有助焉”。至皇祐中总入为“五十三万有余”，宋英宗“治平中又增十万”。到南宋绍兴年间，市舶司的“抽解与和买岁计之约得二百万缗”。因此，在宋政府特别是南宋政府财政中占有相应的比重，“大率盐铁居十之八，茶居其一，香矾杂收又居其一焉”。
——摘编自漆侠著《宋代经济史》
材料二 1870年贸易总值为12 067．7万海关两，1911年则增为其7倍。1870年以后贸易增加的原因很多，其中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及中外间设立电报，尤为重要。此外，1870—1892年的22年间，贸易总值增加近一倍，1892—1911年贸易总值则增近三倍，后一时期贸易值所以增加较为快速，关键因素之一是1890年到1911年间修筑了很多铁路，如中东、胶济、芦汉、北宁、沪宁、广九、津浦等线。其次，1905年日俄战争前后，东北开放对外贸易，1902—1911年，东北共有10处口岸开放，并开始有大豆出口。——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三 1950年4月签订的中苏两国贸易协定和苏联向中国贷款的协定，立即使1950年两国间的贸易额在中国大陆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第三上升为第一。其后，中国又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西方“封锁”“禁运”，中国大陆与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发展更快。——摘编自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晚清时期和新中国初期对外贸易发展的原因。
(3)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上述材料对当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3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宋朝治安管理实行“双轨制”,一是沿袭历代做法，由各级政府首长全权负责，主管盗窃斗讼事宜及防范、缉捕等，二是以禁军为主体，组建与路、州、县三级政府平行的巡检官系统。汴京在“巡检使”统领下，划分成若干治安责任区“厢”,每一厢设机构“厢公事所”,主管本厢治安行政。宋政府专门组建了“皇城司”,负责地下侦缉，伺察官员的不法行径，侦伺敌国的间谍活动。根据建隆四年(963年)颁布的《宋刑统》等规定，“言詈(责骂)祖父母、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等均列入威胁城市治安的“不法”行为。
——摘编自陈鸿彝《宋代城市治安管理模式杂谈》
材料二 I1、12世纪，西欧城市内开始设置由居民选举而来并具有一定任期限制的执政官。执政官在负责地方日常行政事务外，还兼管城市治安事宜，尤其是对市场交易纠纷、城市土地买卖纠纷、债务纠纷等进行处置。象征城市的审判权和自治权的标记首先是治安的标记，如市场上的十字架和钟楼。城市的民事习惯法普及到治安所及之处，城市治安法仅限于“城墙之内”,治安以全城居民的集体宣誓作为前提条件，全城居民起誓不妨碍治安，并向其他受到人身或财产侵害的市民伸出援助之手，而市民阶级只能受他们自己的地方长官审判。
——摘编自[比利时]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代城市治安管理的主要特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相比于宋代，中世纪西欧城市治安管理的不同之处，并简析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城市治安管理的认识。
材料一 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宋代城市经济也有了显著的发展。城市人口增加了，前代坊市的格局被打破了，到处可以设店、肆和作坊，商业活动场所扩大了。东晋南朝以来的草市或墟市在各地普遍发展，其中有一些形成为繁荣的小镇市。大小城市、镇市和草市，织成了地方商业之网，与广阔的农村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在生产最发达的两浙地区更加如此，可以说区域性市场在宋代明显地发展起来了。由于商业、交换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卷入了市场。
——摘编自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上）》
材料二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从英国预购炼铁机炉。有人提醒，先要确定煤铁质地才能配置合适的机炉，张之洞认为不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购得大冶铁矿，开始筹建汉阳铁厂，由于找不到合适的煤，耗费六年时间和巨资，仍未能炼出合格的钢铁。盛宣怀接手后，招商股银200万两，并开办萍乡煤矿，但由于原来定购的机炉不适用，依然未能炼出好钢，只得贷款改装设备，才获得成功。通过克服种种困难，汉阳铁厂成为中国第一家大型的近代化钢铁企业，1949年后收归国有。
——摘编自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材料三 “一五”计划关于工业化建设的总体设想是：基本完成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建设，同时进行华北、西北、华中的新工业基地建设，进而推进全国工业的发展。为配合工业建设的总体布局，在西北、华北新建兰新、包兰、宝成等铁路线。此时期建设新兴工业城市包括包头、太原、西安、武汉、成都等内地城市。从投资的分配看，694个投资项目中有472个放在内地，其余222个大部分放在东北。沿海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大项目。如1955年国家对上海、天津的投资分别为这两市折旧额的76%和104%，两市的工业产值增幅低于同期全国增长幅度。
——摘编自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城市经济显著发展的主要表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阳铁厂艰难曲折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一五”计划工业建设总体布局的重点和影响。
材料一 元代本着“损中国无用之费，易远方难制之物”的精神，鼓励商人从事海外贸易，其进出口货物数量和品种都倍于前代，且不断增长，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据《大南海志》记载，元代前期经广州港进口的商品计有七类七十多种。元代后期，仅由四明（又名庆元，即今浙江宁波）进口的商品就高达二百二十四种，比元前期翻了三番。值得注意的是，在品种繁多的进口商品中，奢侈品的数量较前代有明显减少，而用于生产、生活的日用品比例大大增加。海外商品输入中国沿海港口以后，通过商贩们的转运，销往全国各地。
材料二 泉州作为元代最大的进出口港口，那里的各种货物堆积如山。江南最繁华的都市杭州，是元代最大的商品聚散地，政府在此设有市舶仓库，专门贮存从各地转运来的货物。杭州本身也是最多的消费城市，仅胡椒一项，每日销量竞达四十三担，每担重九十公斤。元大都（今北京）虽远离东南沿海贸易港口，但由于它是元朝统治中心，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云集于此。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商贩，都将各国商品转运来此经销。当时的大都，凡是世界上珍稀的东西，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特别是来自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喻常森《元代海外贸易发展的积极作用与局限性》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元代海外贸易繁荣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代海外贸易繁荣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
材料一 周代，饮食行为被纳入“礼”的范畴。君臣宴乐之时，按照不同等级、身份配置不同的餐具以及餐食，一人一案，跪坐而食。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民族交融，给中原传统的礼制带来了 冲击。
材料二 唐代，中原地区传统的低矮餐案逐渐被北方游牧地区更为舒适、便捷的高足桌椅取代，传统的跪姿习惯也逐步变成了更舒适的垂足而坐。以文人士大夫为代表的新兴社会力量，不拘一格，敢于挑战传统礼制，在饮食生活上饮宴成风，聚会成群。统治阶级也推崇并引领宴会社交之风气，人们渐渐习惯于围桌而食，同桌不同器，聚食而分餐。
材料三 宋代，文人士大夫可以自由结社、朝堂论争，也可以归隐自然、追求自我。各个阶层的接触机会增多，社交活动频繁。临安等地“买卖昼夜不绝”。传统的分餐制，已不符合饮食者对美食和氛围的热切追求，也不符合经营者多元经营特色和人力物力财力的成本要求。同桌群聚，同盘而食，各取所需，满足了官场结党、商业联系、亲朋联谊等各类聚会需求。
——摘编自周扬《“分餐”与“合餐”的衍变》、陈伟明《分餐传统为何在唐宋时期发生改变》、 田芬《唐朝饮食文化中“合食制”流行成因探析》等
请回答：
(1)依据材料一、二，指出唐代与周代餐饮习俗的差异，结合所学说明差异的原因。
(2)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分析宋代餐饮习俗的变化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征。
(3)为进一步深入认识周唐宋三代餐饮习俗，你认为还可以补充什么材料？各举一例说明。
材料一 宋朝设立市舶司，宋高宗反复强调“国家之利莫盛于市舶”“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宋代沿海民众出海贸易之风盛行，贩海之商“江、淮、闽、浙处处有之”。特别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宋代南海贸易是以中国瓷器和丝绸为主的手工业品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地区的香药、珠宝为主的资源性商品相交换，形成了互补性市场关系。《梦粱录》记载，徐兢使团出使高丽雇用的“客舟”就“可载二千斛粟”，而座船“‘神舟’三倍于客舟”。
——摘编自黄纯艳《宋元海洋意识的新变与海洋贸易时代的确立》
材料二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商业因其复杂性而被鄙夷。永乐帝虽派出郑和下西洋，深受儒家“战胜于朝廷”思想的影响，更多是为了“宣扬国威”。加之以海盗活动的增多，海禁政策也就提上日程。明代是一个内敛、封闭的朝代，也是一个政府职能缩减至最小的朝代，自给自足完成后，就放弃了宋元的海外贸易传统。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正是简化管理的体现。明代海禁造成了沿海区域外向型经济面临被扼杀的危险。多亏当地士绅的支持和提供资金，沿海区域航海者才能维持着已经非法的海外经营。
——摘编自赵雅丹《明清两朝中国海洋意识与实践的研究：以海权论为视角》
(1)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与明代海洋贸易的差异。(2)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与明代海洋贸易出现差异的原因。
材料一 宋元时期，福建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泉州、福州成为内连晋江、闽江，外接东南亚的重要港口，尤其是泉州在北宋朝廷设市舶司以来，“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号为天下最。”“番商”出身的蒲寿庚长期掌管市舶司，其家族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近30年，“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至元代时，泉州已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泉州街头出现“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况。
——摘编自钟羡芳、徐文彬《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遗址点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形成机制》等
材料二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构成的环南中国海地区，在近代形成了环南中国海华商贸易网络。在该网络中，中国出口商品以各类生活必需品为主，原有的以单一贸易为特征的跨国网络逐渐演变为一个集贸易、移民、金融等为一体的复合商业网络。与此同时，清王朝逐渐废除了一些禁令，对侨商携资回国创业采取鼓励政策。作为产业领军者的侨商，在国内采用欧洲工业技术进行生产，投资金融业，并服务桑梓，如“橡胶大王”陈嘉庚将超过半数的商业利润，用来在厦门创办集美学村、厦门大学等事业、并积极带头支持民主革命和抗日斗争。
——摘编自水海刚《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近代演变——以环南中国海地区为视域》等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元时期福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繁荣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在近代发生的变化，并分析侨商归国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唐代借债人可以通过宅舍、田地甚至是牛羊、粮食等进行质押借贷。此外，借债人还可以通过保证人担保的方式借贷。唐代政府规定过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如果利息超过本金后再计息索债，或者计复利（民间称“驴打滚利”），则政府不予承认和保护。《唐律疏议》对于借款违约的情况作了详细规定。唐代政府禁止郡县官僚私人放贷，天宝九年（750年）政府下令；如郡县官僚放贷取利则先予免职，放贷所获收益收归政府；禁止家庭成员私自抵押家产借款以及向入境少数民族放贷。
——摘编自李莹、张兴胜《唐代的民间借贷》
材料二 宋代政府鼓励民间私人放贷，比如在灾荒之年，政府一般不进行放贷，而是通过私人放贷来帮助小农渡过难关。针对民间借贷行为中的高利贷、违法借贷行为，宋代政府则不断规范并进行限制打压。宋代民间借贷关系已经影响到社会各阶层，小农为借贷的主要群体，地主则为放贷的主要群体。商人、手工业者从事借贷活动的情况也非常多见。宋代有“京债”一说，指的是官员被任命后，在京师置办行装、支付旅费等借贷活动。还有部分退职官员由于俸禄降低，只好典当衣物、租借耕牛，自己从事农业生产来补贴家用。
——摘编自杨瑞璟《宋代民间借贷的特点与积极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代民间借贷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相较于唐代，宋代民间借贷的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 A．宋代纸币运用的原因 | B．交通运输在宋代落后 |
| C．政府金融职能的优化 | D．宋代抑商政策的表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