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华夏服饰传承发展了数千年，形成了多样的服饰风格和丰富的服饰文化。春秋时期的深衣、汉代的曲裾和直裾、唐代的襦裙、宋代的圆领袍衫、明代的比甲等，展现了华夏服饰的美观大方与纷繁多彩。将华美的形式与威严的礼仪融为一体，是华夏服饰的一大特色。古代统治者将服饰视为一种礼仪、礼制，通过服饰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划分等级。长期以来，华夏服饰被人们视为道德的重要载体，表达着人的情感，传达着道德的规范和内涵。通过服饰与天地相和合，从而带来福瑞和平安，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也是古人的一种习俗、文化和信仰。
——摘编自《中国衣经》《服章之美与礼仪之大——华夏服饰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材料二 “服妖”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对封建礼制中“服制”象征体系的背叛和挑战；其二，“服妖”为一种“妖风”“妖象”，可能对封建政治统治造成威胁。魏晋南北朝时期“服妖”现象多发，如最高统治阶层“好胡”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社会习俗、服饰习惯等方面的“胡化”。唐代时出现“时世妆”一词，到明清两代“时尚”“时髦”一类名词的出现，不仅仅是服饰冲破礼教拘束的例证，更是从深层次反映了人们在服饰生活上对时尚的憧憬和追求。明末，“服妖”现象发展到极致，出现僭礼的现象。
——摘编自周韦《从“服制”与“服妖”论中国古代服饰的社会功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内涵。(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服妖”现象出现的原因。
材料：宋代闻喜宴，又名琼林宴，是为庆贺新科进士及第而举行的宴饮活动，其前身是盛行于唐代的“曲江宴”。设宴地点经历了由寺庙、皇家园林到礼部贡院的转换，皇家园林具有开放特色，普通民众亦可耳闻目睹。闻喜宴上除美酒佳肴、歌唱奏乐之类传统内容之外，尚有各种必备仪程逐一展开，大体上包括簪戴宫花、赐诗与文章等环节，蕴含着十分浓郁的政治色彩。从赴宴赐花到拜谢花礼、簪花乘马而归，场面壮观且隆重，宋人杨侃强调此举“盖我朝之盛事，为士流之殊荣”。宋太宗赐新进士孙何等御制箴一首，后又赐《礼记·儒行》篇各一轴，“令至治所著于壁，以代座右之诫”。闻喜宴作为宋代国家的科举盛宴，很好地见证了寒士的崛起与世族门阀的没落，宋人赵彦卫就有所谓“本朝尚科举，显人魁士，皆出寒畯”之感慨。明清时期举行的恩荣宴更是与之一脉相承，在凸显及第之后的荣耀和帝王恩宠方面一以贯之。
——摘编自纪昌兰：《庆酬与传宣：闻喜宴所见宋代国家治理方式探微》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闻喜宴特点及统治者积极组织闻喜宴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宋代闻喜宴。
材料一 （苏州）虽濒海裔夷之邦，执耒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缀辞以干荣禄，褎然而赴诏者，不知其几万数。盖自古昔未有盛于今也。
——北宋朱长文《苏州学记》
材料二 宋代士大夫与君主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关系相当密切，以至有“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共治”一说，最早出自太祖所谓“国家设科取士，本欲求贤以共治天下”一语。绍兴八年（1138年）十二月，监察御史方庭实上疏高宗，反对向金人屈辱求和，其中有言：“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摘编自何忠礼《论宋代士大夫的“共治”意识》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宋时期的社会现象。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共治”局面产生的历史因素。
材料一 两宋之际，北方战乱的影响与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我国历史上继西晋、唐中期以后第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在中国历代的人口分布上，北宋末年首次出现南北均衡。此后，南方的人口优势逐步确立，南方经济明显领先，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远离了北方，南盛北衰的局面完全确立。元明清时期，这种趋势继续发展。
——章开沅《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宋代人口流动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宋代有着强烈的保富意识，重视富裕起来的商人阶层。……宋代政府改变唐代限制贸易的做法，鼓励商业发展，打破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的禁令，使商人获得了从政的权利。政府还制定法律，对勒索商人的官吏进行惩罚。“诸商舶兴贩已经抽解与免两州商税外，其余合收税，场务不即检税若收纳力胜钱过数，各杖一百，留滞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轻者徒一年。”宋代对商业和商人的态度造就了中国古代商人的黄金时期。
——摘编自李华遷等《宋代社会治理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三次人口南迁的表现，并分析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社会治理上的新变化。
材料一 宋初惩唐末、五代之弊，按照“内外相维，上下相制”的思想立一代兵制，并把这一精神贯彻到官制之中，构筑了干强枝弱、君强臣卑的政治格局，重建国家和社会的秩序，促进了官僚体系的发展，加强了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
——摘编自盛险峰《“维制”与宋初政治格局》
材料二 与汉唐相比，宋代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商品经济成分在传统社会母胎中的急速成长。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铁革命的出现，手工业生产扩大以及运输工具的进步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商品经济继战国秦汉之后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高涨时期……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
——摘编自葛金芳《宋代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首次启动》
材料三 唐宋之际，中国传统社会发生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阶级结构的调整。门阀士族退出了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官僚地主阶级。奴婢、部曲、佃客这些社会最广泛的下层劳动者的身份发生了变化．法律地位有了明显提高。
——摘编自戴建国《“主仆名分”与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初“内外相维，上下相制”思想在地方管理中的具体表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原因及主要表现。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社会生活出现的新变化。
材料 宋朝社会与前代相比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新变化，包括门第观念淡化、社会成员身份趋于平等、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相对松弛等。
——《中外历史纲要（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朝社会的新变化。(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朝社会出现了这些重要新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唐宋变革的重要表现在于宋代政治文化风格的转变。具体表现为集文化政治精英身份于一身的士大夫的家国观念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以天下安危为己任”成为众多出身庶民的士大夫的人生追求。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句，历代传颂不衰。践行者先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臣范仲淹，后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死士文天祥。
——摘编自魏巍《朱熹·宗族·社会——宋代的士大夫与社会变迁》
材料二 明清之际的士人在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的时候是如此感知和行动的：“对正统观念较强的士大夫来说．他们认为当时的天下是乱哄哄的。”所以希冀恢复儒家的礼治来重建四民社会的秩序．并对抗当时亦十分流行的佛道礼义。江浙地区的士人们还编撰和刊行行为仪则的小册子，多以“戒”或“约”为名．其中以刘宗周的《人谱》最具影响力。这股风气的涟漪投放到日常生活中．便是具有公开性质的日谱的大量出现．而此种修身日记的内容则体现着道德的判断标准由内转向外，由虚转向实。
——摘编自程曼《“风”过而“心”动：清代政治压力引起的文化反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士人家国观念发生转变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士人主张重建四民社会的背景。
材料一 凌晨五更，潘楼酒店楼下的各种行商便开始了。早市买卖的物品有“衣物、书画、珍玩、犀玉”，到了天亮之后，就有卖“羊肚、鹑、兔”等各类熟食摊子，等他们收了之后，“方有诸手作人上市买卖零碎作料”。吃过早点，人们便可以去附近的瓦子勾栏里观看说唱、杂耍等各色表演，从这里出来，沿着龙津桥往南走，就到了夜市一条街，“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
——摘编自李基《北宋东京集市贸易活动——基于对<东京梦华录>的解读》
材料二 北宋中下层女性较多地参与经济生活，从商领域广泛。这从一些店铺的名称即可得知，如曹婆婆肉饼、丑婆婆药铺、王小姑酒店等等。……春暖花开时，妇女们开始出城探春。“自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闭池，虽风雨亦有游人，略无虚日矣”。《东京梦华录》卷六至卷十依次从年首正月记述到年尾除夕的岁时节日里，妇女们也纵情玩乐。
——摘编自张莉曼《<东京梦华录>中的北宋女性民俗》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宋的经济生活景观。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北宋女性民俗的特点并分析原因。
材料一 宋代都市中,“瓦舍”之类的娱乐场所相当盛行,其中表演的是名目繁多的杂乐百戏。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宋朝杂乐百戏,有踏球、蹴球、踏索……百戏之类”,体育表演已相当盛行。由于出现大量体育专业表演人员,因此体育性组织——“社”就应运而生。如弓、弩的“踏弩社”、“水弩社”、“锦标社”等。元日走城、元宵走夜、清明踏青、重阳登高等,都已成为全国性的民间、民俗体育活动内容,创造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体育休闲娱乐活动,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健康、进步。
———摘编自宋旭《宋代市民体育休闲生活的社会学分析》
材料二 欧洲市民体育形成于11-13世纪左右,伴随城市重建和市民保卫城市自治的运动而产生。为了保卫城市自治,市民们组织起来成立体育社会团体组织——“协会”,如“射手协会”、“击剑协会”、“骑射协会”等;市民基于职业不同组成的行会,也定期组织与本职业相关的身体练习和比赛。欧洲市民体育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保卫城市的军事训练、与职业培训相关的学徒格斗和底层市民的节日狂欢等。
———摘编自张爱红等《中古时期中国和欧洲市民体育的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市民体育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和欧洲市民体育发展的共同影响。
材料一 西周时期，婚姻制度已经非常完善。周公制礼便将一夫一类多妾的嫡庶体制制度化，强调身份的重要性，正如《礼记·内则》所说“聘则为妻，奔则为妾”，聘娶婚被看成婚姻的唯一合法程序。聘娶婚，要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六礼”完成，其基本精神就是明媒正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婚姻缔结的前提。《礼记·昏义》记载：“昏礼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婚姻并非仅是男女个人之事，而是事关宗族延续繁衍的大事，正如《左侍·信公二十三年》所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西周初将“同姓不婚”定为宗法伦理。
——摘编自杨茂义《宗法制与春秋婚姻礼制》
材料二 唐文宗想把临真公主嫁给当时北方大姓士族，却遣到拒绝。对此唐文宗极为不满，他对宰相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摘编自欧阳修《新唐书》
材料三 本朝富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择过省士人，不问阴阳吉凶及其家世，谓之“榜下捉婿”……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
——摘编自（宋）朱彧《萍洲可谈》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周时期贵族婚姻制度的特点，分析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三指出从唐到宋婚姻观念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变化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