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摘自司马迁《史记》

材料二   文化和文学的重心下移，跟教育的普及有关……农村下层民众的孩子，学习基础普及的文化知识，主要靠的是分布于乡里村落的乡先生。有些科举落第者回归乡里，参与着不少村学、家塾，这些民间私学分布的时间、空间及其教学层次和灵活度，显然不是官办的州县学校以及书院所能比拟的。现在说到启蒙教育的课本，都会说“三、百、千”，也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字文》是最早的，南朝时候就有了。《百家姓》是北宋前期在江浙一带的吴越旧地出现的。《三字经》则出现更晚，一般认为是南宋后期王应麟编的，明代以后又有改动。这样的民间教育，启蒙式教学，渗透到平民阶层，奠定了中国文化近千年来广大而深厚的基础。

——摘编自邓小南《忧患与繁荣：宋代历史再认识》

材料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认为：唐和宋在文化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内藤湖南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政治上的变化。唐宋政治上的变化主要是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第二，经济上的变化。由于唐宋处在实物经济结束时期和货币经济开始交替之际，其间货币的形式和名称自然发生变化。第三，文学上，宋词等文学形式，不再以包含典故的古语为主而变为以俗语自由地表现。文学曾经属于贵族，从此变成为庶民之物。

——摘编自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