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为配合大军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清政府在哈密、乌鲁木齐等地筹办屯田，派往乌鲁木齐等处屯田兵丁达一万多人。办理屯田事务的办事大臣由朝廷派往，“管屯副将、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各员由陕西、甘肃省调派”，兵丁亦由陕甘派往，都属陕甘总督节制管辖。仅靠兵屯不能完全解决军粮问题，乾隆皇帝谕：“甘肃等处无业贫民前赴营生耕作，污菜辟而就食多，于国家牧民本图大有裨益。”随后，内地农民大批到新疆安家落户。清政府在乌鲁木齐设同知、通判等文员以管理地方粮饷。
——摘编自聂红萍《从甘肃总督到伊犁将军：乾隆朝对新疆治理的探索》
材料二 1842年12月，林则徐流放到伊犁后，针对新疆边防形势，林则徐经深思熟虑，主动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改屯兵为操防”，撤销兵电，让种地的战士回到营院里，专门搞训练，把腾出来的土地交给民户耕种，得到布彦泰的采纳。为解决水源问题，林则徐组织当地各族人民，兴修水利工程，费时四个多月，用工二十余万人。电地给农户耕种后，每年交粮除支付官兵口粮，剩余折银抵充经费。缓解了驻断疆清军的粮饷危机。
——摘编自张洁《林则徐在新疆的历史功绩》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乾隆时期清政府在新疆屯田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与乾隆时期相比，林则徐在新疆屯田的变化及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清代在新疆屯田的意义。
2 . 史料一 明初，明蒙之间的贡市就已中断，烽燧连年不息。“事事仰给中国，若或缺用，则必需求，需求不得，则必抢掠”。俺答汗“无岁不求贡市”，遭明朝廷拒绝。1541年，蒙古骑兵掠三十八州县，杀戮男女二十余万。俺答汗爱孙把汉那吉因婚配问题，叩关请降。阁臣高拱、张居正主张抓住机会与俺答汗和解结盟。隆庆皇帝亦主张“华夷一家”、“并包兼育”。俺答汗得知把汉那吉安好无恙，在妻三娘子的规劝下，俺答汗愿“啮臂盟，世服属无贰”。明朝荣归其孙，许通贡市不绝。俺答汗呈表请封，情真意切。史称“隆庆和议”。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史料二 清朝一改明代与各教派首领等距离联系的政策，选择了“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基本政策。……清初面对统一全国的诸多严峻形势，承认了蒙古固始汗与五世达赖联合治理西藏的事实。1721年春，清政府分析当时形势，反思“以蒙治藏”的政策后，改革西藏行政体制，采取噶伦（藏语音译，意为发布命令的官员）共同掌政的制度。噶伦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联合掌权。从此清朝中央政府不再在西藏册封蒙古汗王掌政。……随着噶伦制的推行，清政府逐渐认识到，设置诸多噶伦，易造成彼此间权力之争。……清政府于1751颁行《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首次正式规定了达赖喇嘛的世俗权力。……清政府又于1727年（雍正五年）派内阁大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驻扎西藏，派驻藏大臣遂成定制。……乾隆时期又实行金瓶掣签制度，将转世灵童的认定置于驻藏大臣的监督之下。……1718年至1720年间，清军兵分两路入藏，驱逐准噶尔。随后清政府留军两千驻防。1721年再由云南、四川各调500名兵丁入藏。
——摘编自曹利华《明清两朝之治藏政策及其历史必然性》
(1)根据史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隆庆和议”得以形成的原因。(2)根据史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朝前期治藏政策的特点。分析清朝前期治藏政策的影响。
材料一 明朝放弃元朝凭借边疆向外扩展的做法，继承汉唐“守在四夷”的治边之策。为防范“北虏”南下，明朝修建九边重镇，修缮长城并驻重兵，以强硬的军事手段应对北方游牧势力。明朝在南部边疆蛮夷地区大量派驻军队，以卫所的形式驻守各地。在设置卫所以外蛮夷聚居的边远地区，明朝普遍推行土司制度，总体上实行卫所与土司结合统治的双轨制。
——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二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自秦汉时期初具规模后，经隋、唐、元、明完善，到清朝形成了完整体系。清代的边疆政策在继承中又有创新，从历史上的羁縻政策、和亲政策到清代军府制、盟旗制、满蒙联姻等政策措施。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经营，清代的边疆地区包括了今天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省区，这些地区在历史发展、社会经济、民族民俗等方面各具特色，使得清代边疆政策具有多样性。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朝边疆治理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朝边疆政策的特点。
材料 明朝西宁卫地区的土司,虽部分为元朝沿袭,而正式受封于明朝,多为明朝西宁卫所之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千户、百户等官。《西宁府新志》记载:“按宁郡诸土司计十五家,皆自前明洪武时授以世职,安置于西(宁)、碾(伯)ニ属,是时地广人稀,城池左近水地,给民树艺;边远早地,赐各土司。各领所部耕牧。内惟土司陈子明系南人,(以)元淮南右丞归附,馀俱系蒙古暨西域缠头或以元时旧职投诚,或率领所部归命。开后李氏、祁氏、治氏皆膺显爵而建忠勋矣。”至明朝完善土司制度的首要一点,就是分别流土,专门设置了区别于流官的土司职衔,但从制度上,所有土司必须受地方文武长官的约束,“隶验封者,布政司领之;隶武选者,都指挥领之”。中央政府于土司衡门内安插流官,以便对土司进行监视、控制。建之初,蒙古侵扰,需战马以充军备,随之“明洪武九年,始于秦州开设茶马司,收四川巴茶,易买西宁、洮、岷等处番马”。洪武ニ十九年(1396),驻守西宁卫等地的长兴侯耿炳文奏请,因秦州路远,安定等卫不便互市。次年,改秦州茶马司为西宁茶马司,又增置河州、洮州、甘州4个茶马司。明代由于茶马贸易的刺激以及封建国家向边卫民族征收马赋,西宁卫养马业于明初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河湟为基地的官营畜牧业显盛。明廷于西宁边卫苑马寺,在今互助、民和等地,弃农还牧,建军马场,发展军马生产。洪武中茶马比价,“上马给茶一百ニ十斤,中马七十斤,下马五十斤”,明朝官营体制确立后,实行了贵茶贱马的政策。
洪武二十七年(1394),西宁卫镇抚李南哥建佛利于其地以居番僧,来请寺额,赐名曰:“宁番寺”。永乐八年(1410)封班丹藏卜为“净觉弘济国师”,年(1412)加封“净觉弘济大国师”,是当时西宁一带僧职中最高的品级。
——摘编自骆桂花、高永久《明朝西宁卫的军事成防与政治管控》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明朝经略西宁的举措加以评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