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后的中国，传统的国家认同不仅表现为对某一君主、某个朝代的认同，还表现为对超越朝代的具有历史文化延续性的通称——“中国”的认同。自称“中国”者不仅是那些汉人主导的政权，也包括众多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各个政权都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材料一   契丹建国之后，为了表明政权的合法性及其重要地位，自称“炎黄子孙”，开始以“中国”自居。同时，仍然称宋朝为“中国”。他们强调夷人懂礼即是“中国”，并不反对汉人懂礼也是“中国”。到辽圣宗（983-1031年在位）后期又自称“正统”。在自称“正统”的同时，仍然继续称宋朝是“中国”。

金人进入中原后，亦援引“中原即中国”、“懂礼即中国”等理论，自称“中国”，也没有将辽、宋排除在“中国”之外。辽金时期，实际上萌生了多元正统意识，即比较宽泛的“中国”意识，或称“大中国”意识。

——摘编自赵永春《10—13世纪民族政权对峙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清代（1840年以前）在经济上比唐、宋、明都有较大的发展，在边疆版图、对外关系、文化思想等方面更为显著。但与同时期西方相比，发展相对缓慢，其原因主要在于传统的影响。总之，清代（1840年以前）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积极、消极并存。

——摘编自杜家骥《论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材料一   元代在东北地区设辽阳行省，大批汉人被流放到黑龙江的奴尔干城一带；并在蒙古地区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屯田，在漠北蒙古设岭北行省，调动大批蒙古人、汉人、南人在和林（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梅海等地屯田6万多亩；在云南（原大理国属地）设云南行省，汉人张立道做劝农使时，“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并介绍内地养蚕植桑的经验。

——摘编自齐涛《古代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雍正帝为进一步巩固对广大西南地区的统治，在改土归流的基础上推行一系列开发政策。雍正帝在灵活处理土司、土官问题后派遣了一批忠诚、廉明、吃苦的流官以安定局面。针对土税繁多且杂乱的现象，雍正采取轻收、划一赋税，按内地“摊丁入亩”征收。雍正还在西南地区丈量土地、鼓励开垦，对大量无主荒地或生荒地，发给牛种、给予银两、分给房屋，鼓励垦种。官府在改流区发展水利、设置水利专官，开发水路交通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如清廷在苗区组织苗民修筑公路，北达四川，东入贵州。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普遍开设学校，批准各州县科举之名额。

——摘编自启智《清史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