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元朝辽阔的疆域，对于亲历天下从分裂到大一统的时人来说，可谓“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这得益于其构建了“混一华夷”的多民族国家体制。实际上，古代中国疆域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华夏族群与非华夏族群能否共属同一政治共同体，也就是“华夷”能否成为“一家”的问题。元朝版图之广，旷古未有，多个族群被纳入统一疆域之内，“九州内外，靡不臣属，合诸国诸郡而为一家”。

——陈彩云《元朝强化了中华民族一体格局》

材料二   清朝政府在民族事务管理方面有继承，但更多的是创新。民族事务管理机构的创新、民族政策的创新、民族管理事务的创新等，开创了民族事务管理和民族问题处理的新局面。……同时，其疆域观是全国“大一统”。清王朝并不以这些边疆民族或边疆政权与当时中原王朝的关系作为其划定疆域的必要条件，雍正帝认为“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他，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之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摘编自成崇德《论清朝疆域形成与历代疆域的关系》等

嬴政建立统一国家后，把战国时期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加以系统化 完善化，并推行于全国，这一制度主要有三个环节构成，一是建立国家元首制度……二是成立中央政府机构……以协助皇帝领导全国军政事务；三是建立地方行政制度。此制的实行开创了此后两千多年历代王朝统治的基本模式。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唐朝统治者具有“华夷一家”的观念，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友好往来。来到唐 朝的各国使者、商人、教徒、艺人等络绎不绝，日本派遣的“遣唐使”就达13次。……据韩愈记载，“岭之南，其州七千……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稀世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唐朝在广州设置了管理对外贸易机构市舶司，并在长安、扬州等地为来华经商的波斯、阿拉伯侨民设有“蕃坊”特区，发展为繁华商业区。

——摘编自李庆新《唐代广州贸易与岭南经济社会变迁》

康雍乾三朝绘制疆域图简况

材料一：宋代武将诗句中经常出现“龙虎”“宝剑”“血”等军事意象，常连用“长驱”“直捣”“铁骑”等气势雄壮的词语以彰显其豪情壮志，以此表达武将“恢复山河日，捐躯分亦甘”的殷切心情。如《满江红·怒发冲冠》既写了岳飞“仇”的情感，又抒发了其“报国”的决心。武将创作的诗句当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歌咏风月闲情，甚至阐发义理、抒情表达委婉曲折如文人自作的作品，如生值“中兴”之际的刘锜写道，“西风萦破梦，落日乱残蝉。岁月俄如此，功名岂偶然”。

——摘编自何潇《宋代武将作者诗词创作倾向》

材料二：春秋以来的“大一统”观历经数朝，在清朝依旧延续。清代前期外侵未至，然内部矛盾导致的疆域变化斗争时有发生。武将们在西南、西北、东北、东南等边地保疆安民的同时，用自己的诗笔呈现了边疆文化与中原文化在空间维度下的差异，展示了康乾盛世的雄姿。这些边疆诗的创作者，显然都是武人，但因乾隆对汉诗写作的宣导作用，乾嘉以来八旗武人以诗纪事渐成常态。这些边疆诗作既是对王朝军事实力的展示，也是对时代变迁中边疆风俗的观察，它们随着时代发展而日益凝贮的疆域认同与文化认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摘编自米彦青《乾嘉时期武将“边功”的文化记忆与诗歌文学想象》

材料一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春秋公羊传》

“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

——李斯

“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礼记·王制》

材料二   从汉代至清代中晚期，包括新疆天山南北在内的广大地区统称为西域。自汉代开始，新疆地区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中，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同开拓了中国的辽阔疆土，共同缔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国多民族大一统格局，是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造就的。

——《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

材料三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所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积极推进对台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有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扎实推进祖国统一进程。但一个时期以来，台湾民进党当局加紧进行“台独”分裂活动，一些外部势力极力搞“以台制华”，企图阻挡中国实现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

——《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

材料一   元明清三朝，缅甸一直与中国保持宗藩关系。元朝军队灭亡南宋后，于1287年成立缅中行省。缅甸蒲甘王朝国王兼任元朝缅中行省的丞相，自辟官属，且财赋不入都省。明朝兴起后，缅甸各王邦部落仍是分裂状态，大多臣服明朝，接受土官封号，成为明朝的“土司”。清朝乾隆年间，清缅战争爆发，最终以缅甸称臣纳贡收场，此战造成东南亚一大变局。

材料二   进入19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加剧，东亚宗藩体系岌岌可危。1885年，在经历三次英缅战争之后，英国将缅甸纳入其在南亚的殖民体系和条约体系，缅甸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1886年，中英双方在北京订约，第一条规定缅甸对中国仍守十年一贡之制，但是作为“宗主国”的英国并没有履行这一规定。1887年10月11日，中英《缅甸条约》签订，清缅宗藩关系正式终结，这也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宗藩体制瓦解的缩影。

——摘编自何瑜、张波《清代中缅宗藩关系述论》

材料三   1950年6月，中国和缅甸建交，但少有往来。朝鲜战争基本结束后，周恩来指出要“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与此同时，朝鲜战争使缅甸决心按照自身价值观而非大国意愿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中缅的关系改善推动了中国与泰国的接触，也推动了缅甸与苏联和东欧各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同时，缅甸力邀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一系列外事活动让周恩来观察到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看到“新中国的声誉是很高的”。

——摘编自梁志《走向和平共处：中缅关系的改善及其影响》

材料一   明朝放弃元朝凭借边疆向外扩张的做法，继承汉唐“守中治边”的治边之策。朱元璋分封的诸子大都遣镇北方。同时，为防范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明朝修建九边重镇，修缮长城并驻守重兵，以强硬的军事手段应对北方游牧势力。在南方边疆地区，明朝以卫所驻守各地；在卫所以外的边远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官府对其“不过岁输贡赋，示以羁縻”。

——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二       

——据《中国大通史·清（1644—1840）》整理

材料一　清初建立的历代帝王庙，除了供奉三皇五帝以来的历代开业帝王外，还增入辽太祖、金太祖、明太祖等皇帝进行祭祀。康熙帝将宋朝以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统治家法作为治国政纲，乾隆帝更是提出“中华统绪，绝不断线”的观点。康熙帝还专程前往曲阜赡拜孔庙，重用李光地等儒臣，乾隆帝时编订出版了汇通各族文字的书籍和词舆。针对“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雍正帝驳斥道：“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摘编自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等

材料二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发生动摇。王朝国家认同出现严重危机。甲午战争后，梁启超积极宣传民族国家观念，他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欲立于民族国家之林。就必须获得广大民众认可，成为一个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并在中国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意识。革命派提出，中国在“异种残之，外邦逼之”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殆不可以须臾缓”。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一再强调“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满、汉、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辛亥革命后期，许多民族主义者将“中华民族”进行重新阐释、赋予其“中华民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新内涵。

——摘编自暨爱民《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材料一   唐周边的少数民族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北方的突厥和回纥、西南的吐蕃和南诏、东北的契丹和靺鞨。唐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开明的边疆治理政策，怀柔与攻伐政策相结合，保障了唐代的疆域稳定，使大唐出现了“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的盛世局面。

——摘自田宁《武则天与唐朔前期的边疆民族治理》

材料二   蒙古族在边疆诸民族中分布范围最广，力量最强，也最受清朝统治者的重视。漠南蒙古诸部在清廷入关前已归附，清朝参考八旗制度，将编制成若干个札萨克旗进行管理。清朝统治者不但对蒙古贵族封爵授职，拟于宗室，而且还与蒙古贵族建立起密切联姻关系。康熙帝曾称：“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清朝民族关系不但承上启下地演绎着过去民族交往中存在的各种现象，而且还继承、延续了中国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流向并使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