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道光年间票号产生。票号又称票庄或汇兑庄，是晋商在全国贩销商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传最早经营这项业务的是西玉成颜料庄，它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均设有分庄。起初，在京的山西同乡常把现银交给西玉成北京分庄，再凭北京分庄写的信，到西玉成总号取款。后来，西玉成总经理雷覆泰发现这种现款兑拨是一个生财之道，便开始专营这一业务，号名改为“日升昌”。

材料二   1896年，盛宣怀在《自强大计折》中提出：“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毋任洋人银行，专我大利。……所谓挽外溢以足国者。”1897年，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商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

材料三   1980年4月，邓小平在与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的会谈中提到：“我们很穷，我们同世界失去了联系。我们需要世行帮我们赶上去。”同年5月15日，中国在世行的合法地位正式恢复。

2010年世界银行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这次改革使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材料四   

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总部设在北京。

材料一：明中期，生活在蒙古高原的瓦剌部与明朝政府议和，双方达成互市协议。在贸易中，瓦剌部提出求购大量铁锅引起了明朝的警觉。为维护双方的和平友好关系，输出铁锅也是人之常情。但张居正认为瓦剌部求购铁锅，用意或许并不简单，因为铁锅可以重新熔化炼铁，之后打造兵器。经过思考，张居正提出铁锅贸易可以进行，但必须采取措施加以限制：一是限量供应，由官方负责贸易，任何民间商人不得从事此类贸易；二是“以旧换新”；三是限定输出铁锅的品类，指定“广锅”（不易熔化再炼）为输出品类，其他品类的铁锅不得输出。

——摘编自陈忠海《中国古代的贸易战》

材料二：1929年美国产能已经严重过剩，同年夏季开始出现经济萧条。为了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采取了针对贸易伙伴国的限制进口。1930年，美国总统胡佛签署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向进口的工业产品征收最高400%的关税。但是结果事与愿违，美国宣布提高关税之后，贸易伙伴们也不甘示弱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报复性关税措施。从1929年到1933年，仅4年间由于各国纷纷提高关税，美国进口降低66%的同时，出口也降低了61%。全球贸易规模萎缩了大约66%。美国本身也遭遇重创，GDP跌幅一度达30%，失业率达到20%以上。

——摘编自张建华《世界现代史》

材料一   宋代文学，以民间为依托的话本表现出强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但因不容于封建社会上层，成就较小。由宋入元，话本为元杂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经验。统治政策的改变也推动了大量文人自觉投入杂剧创作，他们既写现实生活，也写历史题材，极大地提高了杂剧的艺术水平，并开创了文人不依附于封建社会上层，而以民间文艺为依托的创作道路。至明清之际，出现了部分文人全身心投入小说创作，如施耐庵、罗贯中等。他们对传统话本小说、民间艺人的演出以及民间传说，用自己的学识和文学见解，进行艺术创造，诞生了白话长篇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深刻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宽仁、信义、忠信等的肯定和赞扬，对专权、狡诈、残忍、嫉妒、昏庸的厌恶和嘲弄。

——摘编自康耀斌《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分期新界说》

材料二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文指出：“文学革命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并提出“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陈独秀也随之提出要推倒属于正统诗文一脉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要建设与起于民间白话文学有关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这种新文学因为引入了古所“未有之物”，开辟了古所“未有之境”，注入了古所未有的“新思想和新精神”而具有现代属性，进而成就了一种新的文学传统。

——摘编自於可训《从近现代文学革新看传统的转化和发展》

材料   晋商是指发端于明初，发达于清代的山西商人群体。晋商商号历来“因事设人”，从不“因人设职”，打破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管理模式。晋商早期也实行独资制、贷金制、朋合制和伙计制，到清代，他们打破了我国数千年“公财与私财不分”的商业习惯，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晋商商号和票号通过类似母子公司式的“联号经营”模式，搭建起连通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桥梁。晋商在康熙年间就开始了对俄贸易活动；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恰克图成为中俄贸易口岸。从18世纪30年代起，晋商在恰克图维持了近200年的贸易垄断地位。在茶叶丝绸之路、粮米药材之路、皮毛骡马之路、食盐布帛百货之路上，晋商的足迹广布欧亚大陆。晋商精神虽然包括多种元素，但最核心的仍是开放和诚信。晋商的诚信是信用的“信”，是契约精神，是蕴含现代价值的商业文明。

——摘编自王清宪《发掘晋商精神的现代价值》

材料一   洪亮吉（1746-1809）乾嘉时期知名学者，著有《治平篇》和《生计篇》阐述其人口思想。他认为“治平至百余年，户口则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然而耕地“增三倍五倍而至矣”。因此必然出现“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的局面。“户口既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于前，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待毙也明矣”。洪亮吉提出解决人口问题的办法，“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是以君、相调剂之法也”。

——摘编自姜雪娥《浅谈洪亮吉的人口思想》

材料二   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人口增长呈突飞猛进之势。1801年英国人口915万，到1841年达到1885万，这种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被称为英国“人口革命”。工业革命进行和深入，新的生产企业和城市迅速勃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工厂制条件下，资本家为谋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使大批童工和女工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人阶层为了生计，一般把提早婚龄、育龄时间，提高生育率作为改善家庭生计的一种手段，从而不断地为资本家提供劳动后备军。农业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饮食习惯，出口贸易发展，使大量进口粮食和肉类成为可能，进一步减少了饥荒之虞。此时期医学和卫生事业发展，也降低了人口死亡率……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口生产和经济发展紧紧的相互纠缠在一起，形成二者彼此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运行机制。

——摘编自黄光耀《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口发展的特点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材料   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玄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或者曰：“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灭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

——摘编自[清]洪亮吉《意言·治平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