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宣统《东莞县志·物产》记载，万历八年（1580年），广东凤冈人陈益乘船到安南（今越南），当地首领用一种名叫白薯的土产招待他，这种土产味道甘美。陈益“觊其种，贿于酋奴，获之”。由于来自番邦，故名之为番薯。
——摘编自张箭《新大陆农作物的传播和意义》
材料二 明清时期，随着玉米种植的逐渐推广，玉米成为一些地区百姓的主食之一，并被看作是适宜备荒的粮食作物之一。玉米在清代被推广种植之后经常被用作家畜的饲料和酿酒的原料，其药用、燃料、肥料等价值亦多被认识和利用。玉米、番薯等美洲高产粮食作物的推广，对于解决明清时期人民的基本食粮、提高明清时期的粮食产量、平抑粮价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玉米、番薯的推广种植，农民在解决了基本食粮之后，能够将价格比较高的稻谷等粮食投入市场并用于商品交换。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明清时期粮食商品化的发展。而且，玉米、番薯自身也成为用来交易的大宗商品。
——摘编自宋军令《明清时期美洲农作物在中国的传种及其影响研究——以玉米、番薯、烟草为视角》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番薯传入中国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玉米、番薯等美洲农作物的传播给中国明清社会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康熙十四年（1675年），朝廷颁布《开采铜铅例》解禁铜矿；康熙四十四年，由于从日本进口的铜料不能保证，朝廷下令铸币铜料可采用滇铜；雍正初年，清政府又提高铜价，抑制短价收买，鼓励铜矿发展；乾隆二年，京局铸钱所需的铜料全部改为滇铜；乾隆三十八年，又规定私人开采的铜可留10%自由出售，使开采者有利可图。
——摘编自杨黔云《论清朝前期滇东北地区铜业开发的历史意义》
材料二 玉米在滇东北地区的推广大致是在清初期，《恩安县志》载“梁类，苞谷，俗称玉麦，可酿酒，可救饥荒，乡人围圃扩种。”玉米的主要优势在于可以在很贫瘠的山区生长，而滇东北地区很多新开垦的土地都位于山间。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玉米因其产量高，在滇东北地区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取代了原本的燕麦、荞等成为山区的主要种植物，《镇雄州志》载：（乾隆年间）“包谷，汉夷贫民率其妇子垦开荒山，广种济食，一名玉秫。”
——摘编自彭建《清代云南玉米种植概况浅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初滇东北地区开矿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滇东北地区高产作物扩大的影响。
材料一 唐朝前期，包括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规定在唐朝统治地区，凡是各都督府治所和4万户以上的州，都可设置市场或市署，上“置市令一人，从六品上”，下“置市丞二人，正
八品上”；“置录事多人”，分别管理坊市的各项事务。
——摘编自《唐律疏议》《唐令拾遗》《唐会要》等
材料二 北宋时期的商业十分繁荣，东京汴梁城更是“商贾云集，店铺林立”的繁华景象，我们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上清楚地发现，街道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道路两旁的店铺鳞次栉比，热闹非凡。其他的地方大城市，也大体如此。
——摘编自方宝璋《宋代经济管理思想与当代经济管理》
材料三 到了明代中后期，读书人“科考不成”转而“驰骋商场”竟然也变得常见。因此，传统的政策逐渐向“恤商”“通商”转变。明代大开“捐纳”，设立商籍。商人们事实上通过缴纳钱财获得了社会地位，各取所需。
——摘编自曹琳《明代商人商业经营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唐朝相比，北宋城市经济管理制度的变化，并归纳这一制度变化的影响。(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中后期商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并简析其产生的原因。
4 . 清代前期，松江府等水稻产区，由于“种花费力少而获利多，种稻工本重而获利轻”的原因，种花者达十之七八。奉贤、上海、南汇等地也大都以一半以至十之七八的土地种棉花。这（ ）
| A．说明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 | B．适应了丝织业对原材料的需求 |
| C．造成了清代人口的大量减少 | D．反映了农业生产出现消退迹象 |
材料18世纪的中国，缙绅和绅衿成为大中地主的主要来源，他们靠特权积聚财富，其利益同商品生产和市场都不存在直接的联系，至少市场不是他们获取财富的最主要的途径。受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影响，“君子不言利”成为士大夫阶层的共同道德标准。中国封建社会只给读书做官的人以优隆的社会地位，经商致富的人始终得不到社会真正的尊重。从事商业化经营的地主一旦经营致富，便放弃直接经营，转入到出租地主行列：他们常会通过买功名、捐官爵，摇身一变为缙绅地主。
18世纪的英国，政途不是唯一的出路，地主依财产取得相应的政治地位，既可通过经济的手段(主要是作为一个地产所有者)取得社会地位，也可因担任政府高官显职获得爵位，殊途而同归，似乎不存在款优孰劣之分。在商业化的浪潮中，封建领主向地主转化，他们掠夺资源、看重功利和效益，不但经营企业化的农业，而且普遍涉足工商业。作为土地所有者，他们并非仅仪是坐收地租的寄生者，更是直接参与了资本主义农业的改造(圈地运动),而且成为地产改良的重要投资人。
——摘编自徐浩《18世纪中英商品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1)根据材料，概括18世纪中英两国地主对商业化经营的态度差异。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8世纪中国地主对待商业化经营的态度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宋初，由于受到五代以来战乱的破坏，各地土地荒芜现象十分严重，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鼓励百姓开垦荒地。从太祖开宝末到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的四十五年间，宋朝耕地就已从二百九十五万二千余顷增至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余顷。其中以两浙、江南、福建、成都等开垦田地最多，几乎达到了“无寸土不耕”的地步。
——摘编自游彪《宋史》
材料二 乾隆至咸丰朝全国人均耕地如下表所示。
| 年份 | 耕地额/顷 | 人口数/口 | 人均耕地/亩 |
| 乾隆十八年 | 7352218 | 18，3678259 | 4.00 |
| 乾隆三十一年 | 7807290 | 208095796 | 3.75 |
| 道光二年. | 7562102 | 372457539 | 2.03 |
| 咸丰元年 | 7562857 | 432164047 | 1.75 |
——摘编自陈锋等《明清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上述材料反映的社会现象及其出现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述上述社会现象的消极影响及其有效解决途径。
材料一 嘉靖元年（1522），宁波发生（日本使团）争贡之役，明政府撤消了浙江、福建二市舶司，独存广东市舶司开展对外贸易，形成广东外贸一枝独秀的局面。万历年间，广东三十六行代替市舶司主持贸易事务，广东官商开始垄断外贸，隆庆开关以后海禁松弛，“广州几垄断西南海之航线，西洋海舶常泊广州”。清顺治三年和七年，清兵两度进攻广州，广州的对外贸易遭到重创，明末清初时期瓷器外销陷入困境，沿海外贸大大萎缩，瓷器出口减少三分之二以上。
材料二 瓷器外销对中国经济影响巨大，从十五世纪上半叶中国明早期的官方朝贡贸易到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上半叶的晚明私货贸易，外销瓷都为国家创造了巨额财富。在全国制瓷业中心景德镇，洪武时官窑只有20座，宣德时达到58座，晚明时期民窑制瓷业已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海内外蓬勃发展的市场需求，刺激着技术革断，在生产工具上出现了用于成型的旋坯车，施釉采用吹釉法。民窑中出现了烧、作合一、生产规模较大、佣工较多的大工场主囵户，嘉靖时“浮梁景德镇民以陶为业，聚佣至万余人”。万历时期，海外贸易额继续增长，民窑佣工增至数万人，占全镇人口的四分之一、还涌现出崔公、周公、壶公、昊十九、吴明官等名匠。官窑制度解体后，那些拥有高超技艺的工匠转入民窑，迅速提升了外销瓷的烧制水平。
——摘编自刘明杉《论明清时期外销瓷与世界各国瓷业的互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影响广州在明朝外贸地位中沉浮的因素。(2)请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清时期外销瓷的发展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从“江南瘴疠地，九州之隅角”到“苏湖熟，天下足”，乃至江南“富甲天下”“衣被天下”，江南农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段。大体而言，以西晋永嘉南渡为起始，江南人口开始加速集聚，并以丰富多彩的组织形式开展农业生产；经唐安史之乱和宋靖康之变后，江南逐渐完成了这一历史形象转变。
——摘编自樊良树《永嘉南渡后江南农业开发概论》
材料二 明代，江南棉、桑种植逐渐广泛，可谓“乡间隙地，无不栽桑”“尺寸之堤，必树之桑”，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地宜稻者十之六七，皆弃稻栽（棉）花”。以致曾经“苏湖熟，天下足”的江南，至明代“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粟”，即使是产米之都的苏州，也多依赖湖广之粮。江南地区种植烟草、竹木、花卉之人日广，扬州、杭州等地甚至形成了专门的供应市场。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推动了农业雇佣的发展，形成了长工、短工、月工、忙工、伴工等雇佣形式。他们多接受雇主的工钱，同雇主的生产相结合，为雇主生产，增殖其价值。此外，江南农民或迫于生计，或欲发财致富，弃本逐末现象也日益增多。
——摘编自朱子彦《论明代江南农业与商品经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永嘉南渡后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代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的表现，并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一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至崇祯三年（1630年），全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1%，顺治十二年（1655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6.6%，都远远超过了两千年封建时期中国人口1%左右的年平均增长率。 明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在总量与质量上相较之前的朝代都有较大的提升，市民阶层壮大与资本主义萌芽，促进了人口的增殖。 明清时期政府实行轻徭薄赋的赋税政策，鼓励人口繁衍。特别是康熙晚年实行所谓“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 同时，清代疆域扩大，西北、东北、西南等地区被纳入人口统计与户口编审的范围，人口统计范围的扩大使人口数量得到极大的增加。
材料二 明代人口达到2亿之时，全国不少地区的土地已经开发殆尽。 而清代在此基础上人口与粮食总产量增加一倍以上，主要的增产途径就是增加耕地的面积，进入山地、丘陵地区开垦拓荒，加上外来耐旱高产作物的推广种植，使土地资源得到了全域性的开发，如东北、西北、西南、台湾等地。晚清汪士铎面对中国四亿人口曾哀叹：“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州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清中叶后民变起伏。超量的人口导致农业人均收入递减；对边疆土地的开发导致汉族人口大量涌入原少数民族地区，并与之争夺生存空间，激化了民族矛盾；因人口增长压力导致的人群流移成为清代中叶后社会的常态。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蔡欣《探究明至清中叶人口增长的特点、原因与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至清中叶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至清中叶人口迅速增长的影响。
材料一 五代十国时期，分属南汉、阁、吴越的广州、泉州、福州、明州、杭州成为“前早期经济全球化”时期的代表性港口城市。五城带动中国南方形成了贸易为重、海商为尊的观念，率先成为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港区。广州海外贸易路线最长，延伸到波斯湾和北非东岸等地区；福州、泉州与东南亚、日本及朝鲜半岛来往频繁；杭州、明州与东北地区、朝鲜、韩国、日本等地交往密切。中国出口货物多为瓷器和丝绸，进口品大多为香料和奢侈品。濒海而生的各政权都高度重视商业，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为立国根本，这为宋以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耿元骊《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沿海五城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
材料二 抑制海上自由商贸的朝贡贸易和海禁政策是明清时期经略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方式。朝贡贸易因缺乏贸易激励而无法维系自身发展，自明朝中叶以来，国家力量逐步从海上退缩，业已开拓的远海海权随之被弃置。海禁政策造成政府主动放弃近海经营并将海上民间力量“挤出”，致近海海权渐失。明清海洋经略方式既是导致海上丝绸之路衰落、海权渐失的内在因素，也为西方获取海上丝绸之路的控制权提供了历史机缘。
——摘编自章忠民、胡林梅《明清海上丝绸之路经略与海权渐失》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五代十国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发展的主要特点及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造成明清时期“海权渐失”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