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朝后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史学进入了一个转型发展期。延续数百年的程朱理学走向没落，经史考据之实学思潮兴起，并且出现了早期的启蒙思潮。士大夫对理学的批判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启蒙思想的发展。顾炎武作为明清之际的“三大家”之一，他在史学方面的建树，反映和促进了这一时期史学的嬗变与转型。顾炎武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民本思想，即对普通劳动者历史作用的认识和认识论等方面上。 顾炎武认为“天子一位”，君主只是一个爵位，是人民“推举”而来的，没有绝对的贵胄，君主要重视人民。 在认识论上，顾炎武的学识是建立在自身的实践基础之上的，他通过自己的学识与实践正确论证了“感性”和“理性”的关系。他认为，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前提，必须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摘编自金海峰《浅析17-18世纪中西方史学的嬗变与转型》

材料二：对于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的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与当时国内主流史学界并不符合。社会史论战本身既是由现实问题而来，又全然表现为回到现实问题中去。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进而展开的社会史论战，因其较为明显的非学术色彩、普遍生硬的史论综合特征等原因，短时间内难以得到主流史学界认同。 社会史论战使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联结在一起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雏形，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尚需从历史学研究的学术层面充实加强。之后的几年里，人们更注重反思社会史论战中存在的问题，在充实史料的基础上加强社会经济史研究。研究者及其观点也发生了各种变化，经过几年的讨论、研究、调整、淘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以后逐渐明确。

——摘编自张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社会史论战》

材料一：针对古代“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明末清初的颜元认为人人都应该积极参加劳动。他把礼、乐、射、御、书、数、兵、农等作为教育内容，既培养出了善于制造器具的学生，也培养出了垦荒种田的能手。在课程实施的方法上，颜元提出与传统“主静”相对立的“主动”“习行”方法。此外，他认为劳动能使人去除邪念、克服懒怠。他进一步明确指出“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

——摘编自崔海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劳动教育及其当代价值》等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困难，新旧价值观念之间冲撞激烈。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通过开展学校劳动教育肃清封建剥削思想，树立劳动光荣的价值理念，动员青年一代积极投身国家建设，为促进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努力……开展劳动教育过程中，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作为指导方针，将劳动教育与思想教育密切结合，大学、中学与小学的劳动教育同步推进，学校、家庭、社会的劳动教育相互统一。

——摘编自李欢《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劳动教育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

材料一　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亲撰《道统十三赞》，“就赐国子监，宣示诸生”，正式肯定从二程到朱熹是孔孟以来道统的真正继承人，使程朱理学成为继孔孟以来的正统思想和钦定的官方哲学。程朱理学在宋学中取得了独尊地位以后，理学家及其信徒在政治上把持了仕途要津，他们因循守旧，反对任何革新，“以致万事不理，丧身亡国”。程朱理学在思想上取得了垄断地位，朱熹所撰之《四书集注》逐渐成了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不允许士人“务自立说”，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学术思想的发展。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

材料二　一小部分欧洲人开启了与万历朝士人的对话，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不是明人信仰发生变化的唯一原因。信仰的动摇来自文化内部的压力：万历、天启年间庙堂之上的道德败坏、急速的商业化、社会等级的松动、边疆的军事危机、环境恶化。在这些条件下，一些人开始对过去确信不疑的东西产生动摇，并努力寻找理解世界的新途径，而这些往往是处江湖之远的思考。李贽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摘编自[加]卜正民主编《哈佛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