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董仲舒利用战国以来阴阳、法、道、名诸家思想，结合孔孟的“法古”、“法先王”、“任德”、“任贤”等政治主张，建立了一套有利于汉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需要的思想体系。他强调“《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的理论虽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相违，然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却是儒学与君权相互妥协、相互支持的产物。“春秋大一统”、“天人感应”说在塑造天子权威的同时，也使统治者默认了圣人的道德权威。于是，便有了“外儒内法”的契机。

——马元晖《“儒”“法”结合与西汉中央集权制》

材料二   朱熹不仅继承了传统儒学，而且对北宋以来的理学也有继承发展，朱熹以二程天理说为基础，又融入了周敦颐的太极说和张载的气论。他将二程的天理由偏重社会人伦才扩展到整个宇宙，他认为理不但为人际关系之主宰，而且为宇宙本体、万物根源：“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依照朱熹的观点，理无生灭、无终始，而同时物又由理来，那么，无生灭无始终的理如何生成有生灭有始终的万物呢？他在这里引入了“气”的范畴，理生气，气化流行便生成了万事万物。这样就完成了理——气——万物的过渡，提出了系统的理学宇宙生成理论。

——曹大为主编《中国大通史》

材料三   由于16-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带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黄宗羲与孟德斯鸠、卢梭在批斗封建专制帝王的猛烈程度上可谓东西呼应，但黄宗羲等人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则拿出了“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蓝图。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