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海图是指以海洋及沿海陆地为主要描绘对象的地图。宋元时期，中国海上活动频繁，航海图的制作与使用也随之发展。这一时期的航海图，大多详细记录了航线和港口信息。明清时期，除航海图外，还出现了海防图、沿海形势图等，如明代的《筹海图编》，不仅详细描绘了沿海地区的山川地形、岛屿分布、潮汐水流等自然地理信息，还标注了军事要塞、烽火台、港口炮台等信息；又如清朝嘉庆时期的军事海图《台州府太平县海洋全图》，不仅详细记录了台州府沿海的地理信息，精确标注了地形、水文等，还明确划分了内洋与外洋的界限，尤其强调炮台和信号站的位置。

——摘编自朱鉴秋《中国古代航海图发展简史》等

材料二   1869年，福州船政局的干吏黄维煊绘制的《皇朝沿海图说》被认为是译自英国人的绘图。1874年，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了《大清一统海道总图》，其中的克来格岛、挨金可尔特岛等地名均来自英文音译。清政府还派遣留学生赴英国专习测绘海图技术。1895年后，程鹏、陈寿彭、朱正元、童世亨等晚清士人，自发地从英版航海图中汲取新知，编译海防图。程鹏绘制的《沿海七省口岸险要图》，“大旨据英国海部图”但“命意不同，注重陆岸形势”。此后，中国传统航海图和海防图二分的局面逐渐消融。

——摘编自何国璠韩昭庆《明清时期中国海图方位的演变》

1862年，清政府开始尝试引进西方的先进器械，尤其是军事器械。该年，奕䜣试图通过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的人脉网络，自英国直接购回一支近代化舰队。1863年1月，李泰国代表清政府与他选定的舰队司令阿思本（Sherard Osborn，原英国海军将领）在伦敦签署了合同，内中规定：“凡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地船雇外国人管理者，或中国调用官民所置各轮船，议定嗣后均归阿思本一律管辖调度”“凡朝廷一切谕阿思本文件，均由李泰国转行谕知，阿思本无不遵办；若由别人转谕，则未能遵行”……奕䜣察觉到情况不对时，钱已经超支花了出去。1863年9月，阿思本率舰队抵达天津，与李泰国联手威胁清廷：要么接受既成事实，要么承受全部投入血本无归的代价，听任舰队解散。这就是中英外交史上著名的“阿思本舰队事件”。事件最终以军舰送回英国由英方变价出售、李泰国海关总税务司职务被解除告终。在这场闹剧中，清廷白白亏损了白银69.9万余两。“阿思本舰队事件”这个沉痛的教训，让奕䜣急切地感受到清帝国有必要建设自己的军工企业。

——摘编自谌旭彬《大变革：晚清改革五十年》

材料   开滦煤矿是中国近代煤矿业中的巨擘，前身为1878年清政府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开平矿务局”，为当时所办新式煤矿中成功之代表，但不幸于1900年庚子国变时落入英商之手成为英资煤矿。滦州煤矿为1907年招集民族资本创办，原为试图收回开平而设，但终于在与开平的竞争中失利，为开平所并。1912年二矿实行名义上的联合，称“开滦矿务总局”，实际为英商掌控；1934年进一步合并，正式成为合资煤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被日本夺去。1945年日本投降后，由南京国民政府接收，交还英商经营。

——摘编自云妍《近代开滦煤矿产出的“Solow余值”分析》等

材料一   陈正炎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往往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的社会动乱时期相联系，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按照侯外庐的观点，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诉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唐代中叶为分水岭，“前一时期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反徭役并争取人身权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容的思想主要是一种狂暴式的财产共有或共同劳动的教义，后一时期的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分产均产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含的思想主要是一种更现实的财产平均的教义”。

材料二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对大同理想的探索，没有超越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也没能超越传统的皇权主义思想，太平天国的大同梦想最终化为泡影。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财产共有，反对私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以及学习现代文明的主张，虽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法实现，但多少已经有了现实的成分。与康有为的“大同之世”相比，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更为贴近现实，在分析西方社会弊端与当时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境界。中国传统大同思想跟随着历史的脚步，逐步由空想走向现实。

材料   日本对华地图盗绘一览表（部分）

——整理自许金生《盗测中国：近代日本在华秘密测量史概述》等

材料：左宗棠大事简表（节选）

1853年，襄办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随后建成楚军（湘军分支）。首战大败太平军。

1862年，补授浙江巡抚。战争之余，着手浙江建设，整顿吏治。

1866年，太平军残部全部覆亡。赏双眼花翎。创办福州船政局。调任陕甘总督。组织楚军，前往平定捻军（北方反清农民武装）。

1871年，在西北发动军民大规模栽种柳树、杨树、榆树，随后10多年里共栽种一千万株以上。

1875年，上“万言书”，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新疆军务，负责解决收复新疆全境事宜。

1876年，收复乌鲁木齐。

1877年，计划筹建甘肃织呢总局。首次向清廷奏请将新疆改设行省。

1880年，亲自率军出征，决心武力收复伊犁。后伊犁收回，新疆全境至此收复。筹建的甘肃织呢总局正式开工生产，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1884年，法国入侵，大西南与海防全线告急。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创办恪靖定边军。11月，新疆建省。

1885年，恪靖定边军与冯子材部大败法国于镇南关、谅山，取得中法战争镇南关—谅山大捷。奏请清政府设“海防全政大臣”，移福建巡抚驻台湾，台湾改设行省。9月5日凌晨，病逝于福州。

——据杨东梁《左宗棠评传》编写

材料   从戊戌维新运动在江淮大地兴起到辛亥革命胜利，安徽政论报刊都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宣传作用。

甲午中日战争后，《皖报》以“开风气，拓见闻，联官民，达中外”为创办宗旨，大体上以发表政论、普及新学和传播新闻为主。

辛亥革命前夕，《安徽俗话报》发表了陈独秀的《亡国篇》《说国家》，矛头直指封建君主专制，“原来是一国人所公有的国，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国”。《安徽白话报》在《演说》栏目中讽刺象征清王朝专制统治的辫子为“猪尾巴”，并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列强侵夺中国主权的行径。

辛亥革命后，《安徽公报》主要刊载法令、法律等官方文件，如《临时大总统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同年出版的《均报》还树立了革命旗帜。

此后，随着袁世凯实行舆论控制，这些带有革命色彩的进步报刊纷纷停办。但是，报刊浸润宣传的民主共和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最终汇成推翻洪宪帝制的革命浪潮。

——摘编自王玉洁《辛亥革命前后安徽政论报刊舆论宣传转向》

材料一   林则徐的早期海防思想，主要表现为以守沿海口岸为主的近海防御的主张。但是，他的海防思想并未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而是不断地丰需和发展的，通过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战争实践，他逐步认识到，要真正战胜侵略者，没有一支“船炮水军”是不行的。他所说的“船炮水军”指的就是近代海军。林则徐主张“外海战船，宜分别筹办也。”并强调“此系海疆长久之计"。

——摘编自戚其章《晚清社会思潮演进史》

材料二   严复认为，中国历朝历代满足于陆地农耕生计，忽视海权，自弃海洋大利，结果导致国家落后，遭受列强侵略。如果中国有的强大海权，就能获得海洋利益，也可避免被强敌侵扰。要掌握海权，就要有强大的海军。严复说：“非海军岂足图存？他日国权仲张，自必有强盛海军为之防卫”。所以，“事处今日，欲以为自强固围之图，必在筹办海军”。

——摘编自郑剑顺《严复的海权观及海军建设思考》

材料1880,前直隶提督刘铭传上奏《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一石激起千层浪，刘铭传的奏议引发了一场朝廷内部关于铁路问题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壁垒双方，旗帜鲜明。李鸿章等洋务派力陈铁路之用，"考铁路之兴，大利有九端":便于国计、便于军政、便于京师、便于民生、便于转运、便于邮政、便于矿务、便于轮船招商、便于行旅。除此之外，洋务派还认为，铁路具有“快捷、安全、制敌、弥内乱、节俭军费”等特点，因此，开通铁路有"万国缩伏，三军必皆踊跃"的作用。同时，也有官员对修筑铁路极力反对。以驻英副使刘锡鸿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修筑铁路的主要弊端有三： 一是有害风水，“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二是有害课税，“则走私漏税之弊百出，国课益以不供”;三是有害国防，千里铁路“势难节节严守",外敌“一奋臂可直入室矣”。

这次论战，守旧势力占据上风。清廷于1881年2月14日发布上谕：“叠据廷臣陈奏，金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著毋庸议。"刘铭传修建铁路的主张虽然夭折，但洋务派主持修建的唐胥铁路却在1881年建成。唐胥铁路计长20余里，由开平矿务局投资修建，主要用于运输开平煤矿生产的煤炭。

——摘编自曾凡炎《洋务派对中国早期铁路建的贡献》等

材料一在少数民族居住的新疆、蒙古、青海地区，清朝诸位皇帝大都针对民族地区特点进行了有所区分的立法。从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开始，向蒙古颁布了应遵守的法律制度。顺治年间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条例。之后在康、雍、乾年间多次进行修订，修订后的《蒙古律例》分官衔、户口、差徭、朝贡、会盟、行军、边境哨卡、盗贼等十二卷，共二百零九条。在蒙古部众中建旗佐，严格划分各部落之间的界限，以防止各旗间的联合。清政府还从法律上禁止蒙汉两族之间自由往来，不许蒙汉通婚，不准内地汉人到蒙地从事农耕，蒙古王公不得延请内地书吏等。清代将国家立法推及边疆地区，形成了国家法和边疆民族习惯法并存的二元结构。清代边疆民族立法之举措使得清中央政府以法律为手段保障边疆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服悦。1875～1878年，左宗棠进军新疆时，当地民众夹道欢迎，清军在当地军民的帮助下驱逐了阿古柏，收复了伊犁失地。

——摘编自王志强《有清一代西北边疆民族立法措施评析》

材料二清朝的“盛世边疆”仍然存在着古代历史条件局限下所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边疆内部及其中原内地之间仍然存在着历史上形成的深刻隔阂，各区域社会形态差异较大，难以在经济、文化层面形成紧密的整体，维系国家统一主要依靠统治阶级的政治共识。19世纪以后，清朝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维持衰退中的国内政治、经济体系，保卫边疆安全的能力和意愿必然逐渐低落。无论是为防止已经内部化的边疆矛盾再度激化，抑或是为杜绝外部新的边疆矛盾产生，清政府采取的都是以“不变”求“稳定”的安全策略。战争动乱及五口通商对东南沿海社会、经济秩序的冲击，最终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其所引起的连锁反应迅速传遍全国，新旧矛盾交织的边疆地区，成为列强觊觎的薄弱环节。中国边疆被完全卷入列强的全球地缘竞争之中，“宗藩体系”土崩瓦解，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呈现出从全面包围，到逐次剥离，直至豆蔻瓜分的态势。

       ——摘编自李皛《全球化视角下的晚清边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