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列强侵华战争以严酷的事实暴露了中西差距，促使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比较中思考和探索。
材料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汲取来的西方知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比十次旧式农民战争更大。在这个过程中虽没有激昂的呐喊呼叫，但新的观念却借助于具体的事物和实例改变着人们世代沿袭的成见和信念。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武昌起义后，随着封建专制政权的土崩瓦解，各种社团、政党纷纷建立。反映社会舆论的报纸也受到普遍重视。据统计，武昌起义后半年内，全国的报纸便从10年前的100多种，陡增至近500种，总销数达4200万份。创办实业的热潮兴起。1904—1911年全国共设厂6393家，平均每年设厂799家，而1912—1914年全国共设厂3937家，平均每年设厂1312家，约为前期的两倍。各类学校的数目都有较快的增长，1912年在校学生数较1909年增长了近一倍。
——摘编自郑师渠《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洋务派冲击“中国传统社会”的事业。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辛亥革命的意义。
材料一 雍正初年（1723年），清廷为对滇东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对原来土官治理区域加以区别，为开矿政策的推行扫清障碍就是这一系列治理措施的目的之一，很快矿业得到快速发展、清代云南矿业走向了繁荣期，云南成为全国最主要的铜产区。为了把滇铜运往京城、乾隆时期、云南总督张允随还主持开发了金沙江，以便从水路运铜。清代在边疆地区还设置了铺递路线，仅云南就设置铺递路线460余处，形成了一个联通全省的交通网络。清代统治者继承了元明重视教育的传统，在西南地区积极兴办学校，如云南省府州县的学宫，在前代60余所的基础上发展到100余所。清廷还通过巡阅的方式来加强西南边防、戍守边陲、以期达到保疆固困之目的。
——摘编自吴喜、杨永福《论清代前期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思想及治策》
材料二 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于清王朝的统治者来说，列强不过是想要获取利益的“外夷”而已，只要满足其利益便可与之“结与国之欢心”。但国内的武装起义却是威胁清王朝统治的心腹大患。因此，只要能够维护其统治的利益，那么边疆亦可弃。直到大片国土的沦丧已经逐渐威胁到清朝统治的核心利益之后，清政府才开始转变传统的治边政策，即推行边疆内地一体化政策，清王朝也逐渐由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但是清王朝依旧没能摆脱落后封建制度的桎梏，没能有效地整合国家，也没能实现向民族国家的转变。而清政府治边政策或者说治边战略上的失误正是这其中重要的原因。——摘编自施润棋《清末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代前期治理西南边疆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末调整边疆治理政策的原因，并谈谈其对现代边疆治理的启示。
材料一
——摘自徐继畲《瀛寰志略》所载地球图（局部）
材料二 康有为曾说，见《瀛寰志略》后才“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梁启超也称：“当时中国士大夫之稍有地理知识，实自此始。”
——摘编自岳亮《 <瀛寰志略>：在中国发现世界》
材料三 1861年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理因条约而产生的各种事务。又设同文馆，教授外国语言，不久其他类似的学馆也开设于各通商口岸。轮船招商局设立于1872年。开平煤矿始于1876年。……自强运动表示着一种意志单简的目的：中国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实军事力量而已。纵有对他们的批评，也并不苛刻，可是运动本身范围如是窄狭，也就无从达到预期效果。
——摘编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瀛寰志略》的创作背景并说明其史料价值。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这场“自强运动”的历史意义，并指出“无从达到预期效果”的根本原因。
材料一 康熙皇帝虽不是“西学中源”说的首倡者，但是他的提倡却极大地影响了这一观点的传播。黄宗羲肯定“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王夫之承认西学多“剽袭中国之余绪”。汤若望在《主制群征》中所介绍的西方血液循环理论，固然与中国古代医典《黄帝内经》等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建立在西方近代人体解剖学基础之上，具有比中国古代医学更为先进、更为科学的地方。
——摘编自葛荣晋《“西学东渐”与清初“中西会通”的科学观》
材料二 晚清学者多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只是“格致之学”，因此既不主张“全盘西化”，也不支持固守“中学”。以冯桂芬为例，他认为应该“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来进行改革，这是典型的“中体西用”观。冯桂芬所坚持的“体”就是传统的“四部之学”，而“用”则是冯氏认为“四部”之中所缺乏的“格致之学”。“中西学并举”的典型做法是将中西学知识分别按照其各自分类体系“合并”到一个新知识框架之中。如1861年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将知识分为“中学”“西学”两类；1883年王韬在《变法自强》中提出的“八科”方案，将知识分为文学（“中学”四科）和艺学（“西学”四科）两类。
——摘编自郑云艳《中西文明互鉴中的三种知识汇通模式》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清代学者对待西学态度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学者对待西学态度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此时，清政府户部库银仅29万两，连京官京兵的俸饷都无法发放。为了筹集军饷，清朝官员雷以諴在里下河设置机构收取厘金（商品过境税和商业税）。各省督抚纷纷效仿。按照当时的实际做法，各省督抚只需将收入和支出的数额按季报户部核查即可。至于如何征收和使用，大多由督抚自行决定。此后，各地厘卡林立，如湖北厘金卡局竟曾高达480多处。几里几十里即遇一卡局，商旅难行于路。
——摘编自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军费开支巨大，财政库银紧缩。为了发展国民经济，收回长期以来被各地军阀所把持的财政大权，南京国民政府接过了裁撤厘金的旗帜。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全国财政会议并成立了裁厘委员会。1930年12月，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身份发布全国通电，强调“任何困难皆不回避，一切皆可牺牲，裁厘必如期实行”。全国商会联合干事会也督促南京政府尽早裁厘。截至1931年终，原由各地方省份负责征收的厘金基本上裁撤成功。
——摘编自孙宁遥《利益集团与中国近代裁厘问题研究》
(1)据材料一，简析清朝厘金制度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京国民政府废止厘金制度的动机及条件。
(3)据材料一、二，指出近代厘金制度的演变所折射的社会发展趋向。
材料 胡光墉破产案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胡光墉进入左宗棠幕府，为左氏办理军需后勤，兼办洋务。1876年，左宗棠西征新疆，胡光墉为左氏筹借巨额洋款被朝廷嘉许，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后来，胡光墉依仗与左氏的关系，在东南各省开设钱庄和票号，甚至经营当时私人票号被禁止的官款业务。
1883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加上中越边境紧张，胡光墉的阜康票号因挤兑风波而倒闭，紧随而来的是官款索赔问题。清政府谕令左宗棠查办阜康官亏案。左宗棠虽与胡光墉私交甚密，但因阜康票号官亏案牵涉事大，并没有对其偏袒。按制，亏空的款项由当事人用自己的财产抵偿亏损的公款即可。
本以为此案就此结案。然而，陕督谭钟麟质疑胡光墉在西征借款中存在“不当得利”，由此牵涉出户部清算胡光墉历史经济问题的两大案件。第一、华商股份案。西征筹饷过程中，胡光墉按章设立乾泰公司，共筹集350万两，其中汇丰银行和华商各认股175万两。胡光墉被质疑华商股份为其隐形资产。左宗棠认为“华商股内实有洋行伙友附股”，肯定胡光墉“并无股份”，并有债票为据。而户部阎敬铭认为胡氏“出身市侩，积惯架空罔利”。1884年7月，户部在无确切证据的前提下，凭借权力认定华商股份是胡氏隐形资产，并强行追索15万两。第二、行用水脚银案。行用水脚银是胡光墉经手西征借款因公报销的相关费用。此费符合清政府默许的“援案开报”、汇单奏销的惯例。户部对此提出质疑，认定行用水脚等106784两皆为胡光墉“擅扣滥支”之款。左宗棠等人回应了户部的相关质疑，称水脚银“驻鄂粮台有案可查，非胡革道所能掩饰”。曾国荃称报销依据并非户部标准，而是“轮船之定章，特数目多寡之间有不可概论耳”。案件的最终结果是：清政府谕令浙江省从胡氏产业内迅速变价照数凑齐106784两，于闰五月以前解交甘肃粮台应用。
胡光墉资金周转失灵，又受外商排挤，被迫贱卖资产。最终，胡光墉被革职抄家，郁郁而终。
——摘编自牛澎涛《析论清政府对胡光墉破产清算案的审理》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选取胡光墉破产案的一个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并予以阐述。（要求：看法具体明确，史论结合，论据充分，表达清晰）。材料一 世界层面上的现代化和工业化是以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为开始。与此同时，中国却在清政府“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固步自封，与世界现代化浪潮失之交臂。直至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国门被迫打开，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在传统思想与先进技术的激烈碰撞之下，中国有识之士为了救亡图存才开始致力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在此期间，封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纷纷参与其中，并以西方工业化发展模式为依据，分别尝试了三条不同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但这些努力终究缺失相应的社会环境和政权保障，纷纷夭折，使得中华民族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上还未萌芽，就已陷入迷茫。
——摘编自彭维珍《从迷茫到超越：史学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现路径》
材料二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中贯彻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逻辑，对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加以否定和渗透。与西方现代化道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强行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其本质上蕴含着“仁”“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表明中国在践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刘纯明等《比较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经验与世界意义》
(1)以具体史实分别说明各阶级在“不同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中的尝试。(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末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
材料一 1902年，孙中山嘱咐刘成撰写《太平天国战史》，欲使“洪门诸君子手此一编”，“俾读者识……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在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又说：“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此等革命，不能算成功。”在阐扬三民主义理论时，孙中山对太平天国的失败教训又一次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太平天国“不懂外交”“不北伐”“读书人不赞成”“大家想做皇帝”，并深刻地指出：“太平天国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摘编自金实秋《孙中山和毛泽东论太平天国》
材料二 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自小就同情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重压下的广大农民。他指出太平天国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农民起义，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太平天国革命的继续与发展，“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他说，太平天国的“天国理想”，是企图在落后的自然经济与个体生产的基础上实现财产公有、绝对平均的社会制度。毛泽东正是从对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研究中，深刻而正确的认识了中国国情，为中国革命制订了正确的路线、方针与政策。
——摘编自经盛鸿《毛泽东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认识与评价》
(1)根据材料一，指出孙中山对太平天国评价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变化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毛泽东对太平天国的认识及其对中共开展民主革命的影响。
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在帝国斜阳里，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士大夫开始从求购“坚船利炮”中寻求新路。1865年，李鸿章在韩殿甲制造局、丁日昌制造局等基础上筹建江南（机器）制造局，并不断扩充，至甲午战前，无论规模还是生产设备，均为国内乃至亚洲机器制造局之冠。其产品主要有枪炮、水雷、弹药、机器等，中国第一台明轮蒸汽军舰“恬吉号”也由其制造。江南制造局每年享有经费30~70万两不等，主要用于向西方采购机器、原材料及聘请洋技工等。除了单纯的制造外，江南制造局附设有翻译馆、广方言馆等。其中翻译馆，在20余年间翻译出版了163种欧美书籍，另办有约30种辑刊。广方言馆不仅是晚清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西书出版机构，其衍生的兵工学堂也是中国设置最早的兵工学堂。
——摘编自孙晔飞、陈娜《江南制造局的前世今生》
材料二 1950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在莫斯科同苏联政府领导人会谈，并商定苏方援助中国建设一批重点工业项目，包括建设一座现代化的载货汽车工厂。随后，我国提出了建设独立自主的机器工业，讨论了建设汽车制造厂的议题，决定聘请苏联专家承担汽车工厂设计。1956年7月13日，国产第一辆解放牌CA10型4吨载货汽车在第一汽车制造厂胜利下线，标志着中国自己不能制造汽车历史的结束。
——摘编自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江南制造局建立的背景及其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发展相比江南制造局的有利条件并分析第一汽车制造厂建立的历史意义。
材料1882年，法国攻陷河内，直窥云南。清廷内部形成主战与主和两种势力。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等认为中国军力薄弱，“深入鏖战，恐无把握”，中国“兵轮船本少，又未经战阵”，而法国“船械之精，操演之熟”，“海上实未可与争锋”，主张息事宁人。陈宝琛、张之洞等则积极主战。陈宝琛上奏：“欲长治久安，非出于一战不可。”张之洞提出：“助越之势，沮法之气”，“断无坐视之理”。《申报》积极关注这一事件。以马尾海战为转折点，《申报》的舆论导向经历了由“拥战”到“主和”的转变。《申报》认为不能把“战”与“和”的表态作为是否“忠君爱国”的判断标准.而审时度势、据事直书方为真正的“忠君爱国”。
——摘编自黄飞《由“战”转“和”：中法战争时期<申报>的舆论导向》
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国内碰对法国侵略的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选取一种主张予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