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变局”论

最早用“变局”来描述鸦片战争后国内外形热的国人是黄钧宰。1844牛秋，他在《金击 七墨》一书中写道：中国官民“初不知洋人何状革法国何方也。乃自中平西北，环海而至在 南……中外一家，亦古今之变局哉”。1848年秋徐继舍在《瀛环志略》甲指出：“南洋诸岛 国苇杭闽粤，印度近连西藏，汉以后、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则背变为欧罗巴诸 国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据统计，1840—1861 年有关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籍只有22 种，而阅读过这些书籍的人也是屈指可数。

士大夫的时代觉醒，认识到中国所处的变局.当是在1860年以后。就在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里写道：“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作为李鸿章的幕僚.他的著作对当时读书人有很大影响，越来越多的人用到“变局”这个词来形容当前的时代。薛福成 1865年上书曾国藩，说“迄于今日，西洋诸国……并至于中国……以英吉利、俄罗斯、佛兰 西、米利坚四国为最强，于是地球几无不通之国”。认为中国的内政不修，深闭固拒，墨守旧法亦是无法应对“变局”的重要原因。随着危机不断加深，“变局”论渐成时人共识。

——摘编自张宁等《浅论晚清士大夫的夷洋观和变局观》刘纯《“大变局”下中国近代文化的“觉醒”》

材料   鸦片战争以后，救亡图存成为近代爱国主义的主题，中国人民在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中，也逐渐形成了现代国家意识，开始把“国家”理解为领土、人民、主权的复合体，把反抗列强、救亡图强、经世济民、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视为爱国思想的具体内容。与此同时，人民的主体地位也开始日益彰显。

——摘编自肖群忠，霍艳云著《论近现代“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一   1853年太平军定都天京后，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平分土地的方案：“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关于产品分配，实行圣库制度，“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每户留足口粮，其余归圣库。试图通过这样的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但不久，鉴于粮食供应紧张，在安徽、江西等地重新“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

——摘编自李侃《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平均地权”是孙中山土地思想的核心。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关于民生主义，其原则……是平均地权，即由国家制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以防止‘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具体方法是通过核定地价，征收土地税的办法逐步向地主收买土地分给佃农。1930年，国民政府出台了《土地法》，该法三章七十六条，无一条议及“平均地权”，无一条议及“耕者有其田”。

——摘编自沈昊，姜秀玉《近代以来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探索与启示》

材料三   1947年，为了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参与革命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中共中央于1947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第一条，废除封建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第六条，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第十一条，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通过土改，广大的贫雇农翻身成为自耕农，翻身的农村青年积极参军参战。土地法大纲的贯彻实施成为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简史》

材料一   西学书籍规模化与市场化流通，意味着19世纪80年代的天津出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西书阅读人群。对天津的洋务人士而言，西学与时务书籍为其常备之书。一个对算学和西学充满兴趣的小型知识群体多为功名在身的士人。民间书肆的西书发售与西书阅读市场相互作用，表明西学在天津士大夫阶层和民间社会广为扩散与渗透。当时天津的西书流通与阅读不仅象征着当地士人读书风气的变动，也可视为晚清沿海都市知识变迁的一个缩影。

     ——摘编自田涛《洋务时期天津的西书流通》

材料二   维新前后，西学书籍广为发行的背景下，不少士人能够博览群书，结合中西学术源流和思想谱系，进行“跨文化对话”。各种西书通过亲友之间的赠阅和邮递，在地方社会形成新的阅读圈层，促进“阅读共同体”的空间成长。新学吸引开明官绅的阅读目光，突破帝制时代原有的封闭阅读系统。在新旧冲突加剧的过渡社会，士人通过对西书的集体选择和整体阐释，形成了更为庞大的“阅读共同体”，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变革的步伐。

       ——摘编自蒋建国《晚清士人的西书阅读与意义之网——以日记史料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