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872年，在华英国人提出在上海外滩筑堤并建造外滩公园。时人便将外滩公园释以“公家花园”四字，并提议向社会募捐筹修建之资，而非向西方借贷，以免花园落成后“将禁华人入内游玩，以示结清严密之关防”。然而公园落成后，华人仍不免受到排斥。《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被迫进一步向西方列强开放，全国各地外国商人开始提请建造“公众花园”。清朝末年，清廷派出考察团对西方各国社会进行实地体验考察后，发现城市中均大量建有公园等公共设施，于是将公园等公共场所的建设视为西方列国强盛的原因之一。受此启发，各省督抚纷纷开始重视创办公园，并寄希望于公园的建设能够“开各人智识”。社会舆论也将公园视为强盛国家必不可少的公共场所。1917年，有文章指出，中央公园开放之后，一年四季，不仅“春秋佳日，士女如云”，即便“日暮天寒”，园中仍旧游人“往来如织”。公园如此受到市民的喜爱，可见此处“必有于心理上受无穷之感化，于身理上受无形之利益，而不自知者。”

——摘编自胡蝶《从清末民初公园论看近代中国“公共”意识的建立（1870—1920）》

材料一   福州船政局（亦称“闽局”）由左宗棠于1866年主持建立，厂址选在福州马尾港。闽局包括铸铁、打铁、模子、水缸、轮机、仪表、拉铁、帆缆、火砖等14个分厂，并附设船政学堂，有职工约2000人。船厂建立之初，聘用法国专家负责管理和工程技术，五年后外国员匠聘用期满回国，全部由中方人员接替。自1869年第一艘军用运输船“万年青”号下水到90年代末，共造大小舰船30余艘，其所造舰船的马力由750匹增至2400匹，成为当时中国四支水师补充舰只的主要基地。

——摘编自张海鹏等《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

材料二   从某种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汲取的西方知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比十次农民战争更大。在这个过程虽没有激昂的呐喊呼叫，但新的观念却借助于具体的事物和实例改变着人们世代沿袭的成见和信念。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   1762年，清政府平定叛乱后在伊犁设立伊犁将军，并下设参赞大臣等官员。驻各地大臣只管军事，而把生产、赋税等与民事交给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伯克）管理。伯克们凭借自己的权势任意霸占农民的土地，甚至把一些农民变成自己的农奴。龚自珍在《御试安边绥远疏》中明确提出了“夺伯克之权”的主张，但未获采纳。1864年，全疆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1871年沙俄侵占新疆伊犁。1875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78年清军取得收复新疆之战的最终胜利。1884年，清廷采纳左宗棠等人的建议，在新疆正式建省，统归新疆巡抚管理，结束了长期以来由武官统辖的历史，开始了文官治理的新时期。清政府还取消了伯克制度，为建立新体制消除了日后可能造成的隐患。伯克制度取消后，其原来占有的土地变为国家所有，增加了清政府的税收。

——摘编自魏兆和《从军府制度到行省体制——晚清政府对新疆管理政策的转变》

材料一   1872年9月，在容闳等人的催动和运作下，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第一批30名留美幼童到达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对此，《纽约时报》刊发了一则题为《清国留学生抵达旧金山》的消息：“旧金山，9月13日电：昨天到达这里的30名清国学生都非常年轻。他们是很勤奋和很优秀的小姐（因有辫子被美国记者误解）和绅士，容貌俊美，要比任何在这之前曾到美国访问的清国人都好看得多。”

——摘编自1872年9月13日《纽约时报》

材料二   1881年，基于各种历史因素，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共四批）——120名留美幼童被清政府勒令归国，大清第一次留美教育事业夭折。清廷撤回留学生的决定传到美国，以耶鲁大学校长朴德为首的众多美国知名人士联名上书清朝总理衙门，痛陈其不当：“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尽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肄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皆与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灭，而美国人对华之感情已日趋于欢洽之地位。”

——摘编自容闳《西学东渐记》

中国近代“变局”论

最早用“变局”来描述鸦片战争后国内外形热的国人是黄钧宰。1844牛秋，他在《金击 七墨》一书中写道：中国官民“初不知洋人何状革法国何方也。乃自中平西北，环海而至在 南……中外一家，亦古今之变局哉”。1848年秋徐继舍在《瀛环志略》甲指出：“南洋诸岛 国苇杭闽粤，印度近连西藏，汉以后、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则背变为欧罗巴诸 国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据统计，1840—1861 年有关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籍只有22 种，而阅读过这些书籍的人也是屈指可数。

士大夫的时代觉醒，认识到中国所处的变局.当是在1860年以后。就在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里写道：“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作为李鸿章的幕僚.他的著作对当时读书人有很大影响，越来越多的人用到“变局”这个词来形容当前的时代。薛福成 1865年上书曾国藩，说“迄于今日，西洋诸国……并至于中国……以英吉利、俄罗斯、佛兰 西、米利坚四国为最强，于是地球几无不通之国”。认为中国的内政不修，深闭固拒，墨守旧法亦是无法应对“变局”的重要原因。随着危机不断加深，“变局”论渐成时人共识。

——摘编自张宁等《浅论晚清士大夫的夷洋观和变局观》刘纯《“大变局”下中国近代文化的“觉醒”》

材料一   “上海·印记”大事年表

材料二   上海是全国最大之转运码头，内地货之运往外洋及沿海各埠者，或外洋货物之运往内地者，多以上海为转口地点。一批新型的中国商人，在通商口岸同外国侨民的交往中，学到了西方经营企业的方式。资本日益充实，组织日益完善，业务日益发达，己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劳工的出身地极不统一、上海附近和安徽省等地外出觅生者最多，而技术工人及汽缸工则多为广东或宁波人，他们成为上海近代工业早期技术工人的骨干。

——摘编自肖照青《上海在近代中国中心城市地位的确立及其历史因素研究》

材料：万里茶道

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中俄之间形成了一条横跨亚欧大陆，长达13000多公里，以茶叶为大宗商品的长距离贸易线路，被称为“万里茶道”。

它以汉口为起点，经恰克图到达俄国，又从俄国传入中亚和欧洲其他国家。最初，茶叶贸易的经营者是来自非产茶之省的晋商，他们采运两湖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运至中俄边境口岸，再由俄商贩运至莫斯科和圣彼得堡。19世纪中叶，中俄茶叶贸易进入鼎盛时期，汉口成为对俄输出砖茶最主要的港口，俄国人依靠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垄断了汉口茶市，相继开办了顺丰、新泰、阜昌和百昌等砖茶厂，实现了茶叶采购、制造、销售和贩运的系列操作。19世纪末期，由于印度茶、锡兰茶的竞争，汉口茶叶港的地位受到威胁，汉口茶市的英国商人转而收购印度茶叶。1905年，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全线通车，汉口的茶叶绝大部分由火车输往俄国。十月革命后，前苏联政府对华茶进口采取的关税壁垒政策，输俄茶叶贸易日趋衰落，在汉口的几家俄商茶厂相继关停，俄商独占汉口茶市半个多世纪的局面从此结束，长达两个世纪的万里茶道终于淡出历史舞台。

——摘编自刘再起《中俄茶叶之路：繁荣了200年的国际商道》

晚清“阿思本舰队”事件

1861年4月，英国人赫德建议恭亲王奕䜣从外国购买一支舰队，并请外国军官进行训练。8月，曾国藩上折陈述“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1862年2月，清政府委托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在英具体经办买船事宜。

1863年1月，李泰国在英筹建舰队，聘请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并擅自代表清政府同阿思本签订合同，规定“中国现立外国兵船水师，阿思本允做总统四年”“水师各船员弁兵丁水手，均由阿思本选用”。5月，总理衙门与李泰国经激烈争吵后重新议定《轮船章程》五条，规定“由中国选派武职大员，作为该师船之汉总统”“阿思本作为帮同总统”“用兵地方，应听督抚节制调遣”。9月，阿思本率舰队驶抵北京，即与李泰国赴总理衙门坚决要求推翻《轮船章程》，双方激烈争辩长达二十多天。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也公开表态支持阿思本。

最后清政府决定解散舰队，由阿思本将舰队驶回英国变卖，清廷负责船员的遣散费用。

——摘编自张炜、方堃主编《中国海疆通史》

9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汉唐时期， 中央政府根据天山南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在治理新疆时都把重心放在天山南部。西汉政府治理西域后，设西域都护府及所属的副校尉、丞、司马、侯、千人等官员。唐朝治理机构比汉朝更加健全完善。州、县机构人员齐备、分工明确，下设更低一级的乡、里等基层组织。唐朝政府治理西域后，先后设立十二个县，实行都县制度。在实施规范完备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政策的同时，还制定实施了一些经济方面的政策。如在新疆东部实行郡县制度的地区，唐朝政府把在内地实行的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调法等都在这里推行。

——-摘编自李国强《历代中央政府治理新疆模式的发展演变与启示》

材料二 晚清时期新疆最严重的暴乱是始于 1865年至1877年浩罕国阿古柏匯帮的野蛮入侵。在阿古柏入侵新疆之时，1871年沙俄军队入侵伊犁，两个月后伊犁沦陷。英国也虎视眈此，意图瓜分中国西北。左宗棠大声疾呼收复新疆势在必行，最终得到了晚清政府的支持。1876年初，左宗棠“抬棺西征”。九月，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等地被收复。阿古柏集团覆灭。1880年左宗棠挺进伊犁，对俄军形成军事威慑态势。在此背景下，清延派曾纪泽赴俄谈判，于1881年签定《伊犁条约》，收回了伊犁地区的领土主权。1884 年清延宣布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从此，新疆废除了伯克世袭制度，既减轻了农民负担，又增强了防范外国侵略势力与当地伯克相互勾结、发动分裂叛乱的能力。左宗棠还致力于改善当地的运输环境，大规模招收流散人员，开渠凿井屯田，振兴农牧蚕桑。

——摘编自邵纯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功绩》

材料一在少数民族居住的新疆、蒙古、青海地区，清朝诸位皇帝大都针对民族地区特点进行了有所区分的立法。从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开始，向蒙古颁布了应遵守的法律制度。顺治年间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条例。之后在康、雍、乾年间多次进行修订，修订后的《蒙古律例》分官衔、户口、差徭、朝贡、会盟、行军、边境哨卡、盗贼等十二卷，共二百零九条。在蒙古部众中建旗佐，严格划分各部落之间的界限，以防止各旗间的联合。清政府还从法律上禁止蒙汉两族之间自由往来，不许蒙汉通婚，不准内地汉人到蒙地从事农耕，蒙古王公不得延请内地书吏等。清代将国家立法推及边疆地区，形成了国家法和边疆民族习惯法并存的二元结构。清代边疆民族立法之举措使得清中央政府以法律为手段保障边疆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服悦。1875～1878年，左宗棠进军新疆时，当地民众夹道欢迎，清军在当地军民的帮助下驱逐了阿古柏，收复了伊犁失地。

——摘编自王志强《有清一代西北边疆民族立法措施评析》

材料二清朝的“盛世边疆”仍然存在着古代历史条件局限下所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边疆内部及其中原内地之间仍然存在着历史上形成的深刻隔阂，各区域社会形态差异较大，难以在经济、文化层面形成紧密的整体，维系国家统一主要依靠统治阶级的政治共识。19世纪以后，清朝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维持衰退中的国内政治、经济体系，保卫边疆安全的能力和意愿必然逐渐低落。无论是为防止已经内部化的边疆矛盾再度激化，抑或是为杜绝外部新的边疆矛盾产生，清政府采取的都是以“不变”求“稳定”的安全策略。战争动乱及五口通商对东南沿海社会、经济秩序的冲击，最终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其所引起的连锁反应迅速传遍全国，新旧矛盾交织的边疆地区，成为列强觊觎的薄弱环节。中国边疆被完全卷入列强的全球地缘竞争之中，“宗藩体系”土崩瓦解，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呈现出从全面包围，到逐次剥离，直至豆蔻瓜分的态势。

       ——摘编自李皛《全球化视角下的晚清边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