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陈正炎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往往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的社会动乱时期相联系，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按照侯外庐的观点，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诉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唐代中叶为分水岭，“前一时期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反徭役并争取人身权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容的思想主要是一种狂暴式的财产共有或共同劳动的教义，后一时期的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分产均产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含的思想主要是一种更现实的财产平均的教义”。
材料二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对大同理想的探索，没有超越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也没能超越传统的皇权主义思想，太平天国的大同梦想最终化为泡影。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财产共有，反对私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以及学习现代文明的主张，虽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法实现，但多少已经有了现实的成分。与康有为的“大同之世”相比，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更为贴近现实，在分析西方社会弊端与当时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境界。中国传统大同思想跟随着历史的脚步，逐步由空想走向现实。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共性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大同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发展。
材料：左宗棠大事简表（节选）
1853年，襄办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随后建成楚军（湘军分支）。首战大败太平军。
1862年，补授浙江巡抚。战争之余，着手浙江建设，整顿吏治。
1866年，太平军残部全部覆亡。赏双眼花翎。创办福州船政局。调任陕甘总督。组织楚军，前往平定捻军（北方反清农民武装）。
1871年，在西北发动军民大规模栽种柳树、杨树、榆树，随后10多年里共栽种一千万株以上。
1875年，上“万言书”，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新疆军务，负责解决收复新疆全境事宜。
1876年，收复乌鲁木齐。
1877年，计划筹建甘肃织呢总局。首次向清廷奏请将新疆改设行省。
1880年，亲自率军出征，决心武力收复伊犁。后伊犁收回，新疆全境至此收复。筹建的甘肃织呢总局正式开工生产，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1884年，法国入侵，大西南与海防全线告急。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创办恪靖定边军。11月，新疆建省。
1885年，恪靖定边军与冯子材部大败法国于镇南关、谅山，取得中法战争镇南关—谅山大捷。奏请清政府设“海防全政大臣”，移福建巡抚驻台湾，台湾改设行省。9月5日凌晨，病逝于福州。
——据杨东梁《左宗棠评传》编写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左宗棠。要求：史事归纳合理，评价客观公正；证据运用恰当，表述顺畅规范。材料 1861年，中国内战已逾十年，美国也走向流血裂解之路。兰开夏的纺织厂依靠两国局势稳定来维持，它们购进的原棉有3/4来自美国南部，成品近一半在远东卖掉；英国商人在中国购买的绿茶有2/3由美国人喝掉。5月，英国政府宣布中立，但视美国南方邦联为竞逐统治权的独立政府，能向英国借款并购买武器，以弥补其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劣势。首相帕麦斯顿和外相罗素对历史、对《门罗宣言》耿耿于怀、希望美国永远一分为二。
但当《泰晤士报》呼吁给与中国叛军类似权利时，他们则重申不干预的承诺，恪守中立原则。然而到了1862年春天，曾国藩与英国洋行签订合同，用汽船将官兵运到上海。4月，英法六艘炮舰帮助清军收复宁波。随后，李鸿章与华尔常胜军结盟，大举进攻上海周边的叛军据点，清出一条深入内陆、威胁苏州的通道。美国人华尔去世后，由英国皇家工兵官戈登接任。同年夏，恭亲王决定从英国买进几艘汽船，李泰国-阿思本舰队应运而生。
为了能让戈登、阿思本等为皇帝效力。帕麦斯顿在国会休会期下令暂停《国外服役法》的施行，直至来年2月复会之前议员们无法对此进行讨论。次年新会期首日，保守党党魁狄士累利责备帕麦斯顿突然一百八十度改变对华政策，并斥责他未能介入美国内战。帕麦斯顿则辩称：自开始积极剿灭中国叛军后，对华贸易总收入增长了两倍，在中国的冒险举动已协助英格兰顶住美国内战对经济的冲击。
——摘编自（美）裴士锋著《天国之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这一时期英国的对美政策，并简析这一政策形成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这一时期英国转变对华政策的表现，并加以评价。
材料一 清前期直到清咸丰元年（1851年）基本沿袭明朝财政管理体制。这种局面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被打破。巨额的军费使本已困难的财政雪上加霜，清中央政府无力支撑新兴的湘、淮军队，只好令其“就地筹饷”，承认了地方的征税权、制定税收政策权。各督抚乘机扩大自身权力，借口军务，截留丁漕各款供本省军需，用后也不上报户部，使奏销制度名存实亡。京饷拨解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为保证中央财政收入，清咸丰帝下旨各省以“所有该部岁拨京饷，著准其本年为始，归入冬拨案内，与各直省协拨兵饷一律的拨”，即督抚每年向中央缴纳规定数量的白银。这次政策调整等于默认了地方官员自行筹款的权力，也无力要求他们继续服从户部指挥。
——摘编自田牛《1840—1860年清政府财政分散对近代化影响问题研究》
材料二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1949年，我解放区的财经工作一直是处于分散管理状态。各解放区自有货币，自管收支，中央只做统一政策领导。这种分散管理的办法，在解放区被分割的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全国解放后财经工作必须从基本上的分散管理前进到基本上的统一管理原则，否则，收支机关就会脱节，国家财政收支就不可能平衡，金融物价就会继续波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就难以正常进行。1950年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财政经济会议，认真研究了全国财政收支、贸易、粮食、金融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并作出了《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工作进入了由分散到基本集中统一的新时期。
——摘编自陈原、宋文庆《新中国成立初期稳定物价、统一财经的重大决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60年代前后清政府财政管理体制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统一财经的意义。
材料 洪仁玕是太平天国运动中最进步、最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1859年，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向太平天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主张。洪秀全让他总理朝政，他在《资政新篇》中指出，“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等一切轻污文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并非“经纶实际”。他认为，这些傲慢的语言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无补于事。他提出，一方面要允许外国人以技艺来“教导我民”，另一方面要制订“一定章程，一定礼法”对其加以限制约束。这些外国人在华活动就只能是“为国献策”，而不是“毁谤国法”。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洪仁玕提出新治国主张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洪仁玕的思想主张，并对其进行简要评析。
材料 19世纪中期，为革除八旗、绿营之积弊，曾国藩效法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练兵之道，大胆进行军事改革。他招募士兵的标准为“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并规定士兵只服从、听命于其直接统领者一人。 为增加吸引力，他规定亲兵、护勇每人每日军饷为一钱五分银子，高出绿营士兵军饷三倍。 为适应各种兵器，充分发挥各种火器及长短兵器的效用，他采用戚家军以营为基本单位的形式：一营下设四哨，每哨又辖四队，层层管辖。与八旗、绿营不同，湘军将领不仅掌握了军事指挥权，而且还控制了地方政权、人事权、财权。 曾国藩的军事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军队对国家的依附、隶属关系。后湘军虽被遣散，但李鸿章的淮军完全沿袭了湘军的体制。甲午战争后，新军虽在体制上尽仿西方，但在治军思想上仍是秉承了曾国藩的封建做法。因此，其军事改革的功效彰显于一时，而贻害中国则超过八十年。
——摘编自丁朕义《曾国藩军事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
(1)根据材料，概括曾国藩军事改革的主要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曾国藩军事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太平军所到之处“查庵观寺院田产充公”。1852年夏，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又联名向洪秀全上书，申明“宜广积粮，以充军备而裕国课”，并请准“照旧交粮纳税”。1853年下半年，《天朝田亩制度》颁布后，湖北、江西、安徽一带的“富室”被太平天国勒令“计亩一石，或出谷一石、二石不等，分为无田者食”。1853年年底，石达开到达安徽，为“结民”，他让当地人充任“乡官征租赋”，“立榷关于大星桥各属支河曲港”。
——摘编自何希芝《太平天国的经济措施及政策》
材料二 1855年1月以后，天京恢复了家庭制度，“圣库制度”逐渐废弛，太平天国政府对独立的手工业者采取了听任自由经营的方针，允许私人自由贸易，并给予一定的救济扶持。1860年太平军占领苏州后，李秀全下令：“各门外百姓无本为业，亦计（借）给其资，发去铜钱十余万串。”1861年，太平军在濮院等地曾多次发布文告，“尔等子民勿必惊疑，通商贸易”“士农工商各安恒业”。
——摘编自段本洛《关于太平天国后期的商业政策问题》
(1)根据材料一，概括太平天国前期的经济政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太平天国实施上述经济政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太平天国中后期经济政策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清前期实行奏销制度，规定地方每年都须将财政收支情况呈报户部，接受严格的审查。但咸丰时期（1851—1861年），广东军需用款仅1852年奏报过一次，面对户部严催，一直敷衍，其他省份也多如此。咸丰之前，清廷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1851年后其收入大减。但自1853年起，海关的征收额却直线上升，同年创办、由地方督抚掌握的商税——厘金也迅速推广。同治时（1862—1874年），收入均超过田赋。清前期财政支出的主体是兵饷、河工和官员的廉俸，咸、同时期，勇饷、兵饷、洋务经费和赔款则成为了主要开支。面对新形势，清廷的财政指导思想实际上从宣扬“永不加赋”“节财之流”转为肯定“量出为入”。
——据倪玉平《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打击投机资本，赢得了全国物价的趋向稳定。但由于财政存在赤字，人民币发行过多，因此物价随时还有再度发生波动的可能。1950年2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全国财经会议，决定对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实行统一管理，把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全国物资调动统一归中央贸易部掌握，现金调动统一于中国人民银行。3月，政务院发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各级干部本着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做好这项工作。1950年一、二季度国家财政赤字曾占支出总数的43%和40%，三、四季度即下降到9.8%和6.4%，财政收支当年已接近平衡。
——据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
材料三 1949年7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原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工作部和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基础上组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特意从东北调回曾主持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财经办事处的陈云，由其主持中财委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中财委在陈云的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两项重大任务：一是平抑金融物价；二是统一全国财经工作。1950年，经中央同意，各大区、各省、直辖市书记均兼任各该区、省、市财经委员会主任，使得统一财经工作进展顺利。
——据薄一波《陈云的业绩与风范长存》
(1)根据材料一，概括清朝咸、同时期财政转型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统一财经的意义。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统一财经的历史经验。
材料 表：近代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 洪秀全《原道觉世训》等 | “万姓同出一姓，一姓同出一祖”“所谓一本散为万殊，万殊总归一本”“予想夫天下凡间人民虽众，总为皇上帝所化所生，生于皇上帝，长亦皇上帝，一衣一食并赖皇上帝，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死生祸福由其主宰，服食饮器皆其造成。” |
| 康有为《大同书》 | “公侯继轨，乳臭承袭。投于寒门，不得高爵”“欲人道至于太平，享大同之乐，亦最为巨碍而不得不除之（压制）也”“大同之世，全地皆为自治，全地一切大政皆人民公议”“当大同之时，工厂既尽归公……厂主俨如古邦君。其分管各职之伯，其补助之亚、管数之府、记事之吏如大夫，其群管工之旅如士，其巡察之胥如下士，作役之徒如民，其议工之院如朝廷。” |
| 孙中山《社会主义之派别与方法》等 | “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用，幼者有所教”“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即为国有；国为民国，国有何异于民有？国家以所生之利，举便民之事，我民即共享其利”“国家为一大业主。” |
——摘编自沈善洪、王凤贤著《中国伦理思想史》（下册）
结合上述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说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三人提出的“理想社会”有何异同，并简析中国“理想社会”实现的合理途径。
材料一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此时，清政府户部库银仅29万两，连京官京兵的俸饷都无法发放。为了筹集军饷，清朝官员雷以諴在里下河设置机构收取厘金（商品过境税和商业税）。各省督抚纷纷效仿。按照当时的实际做法，各省督抚只需将收入和支出的数额按季报户部核查即可。至于如何征收和使用，大多由督抚自行决定。此后，各地厘卡林立，如湖北厘金卡局竟曾高达480多处。几里几十里即遇一卡局，商旅难行于路。
——摘编自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军费开支巨大，财政库银紧缩。为了发展国民经济，收回长期以来被各地军阀所把持的财政大权，南京国民政府接过了裁撤厘金的旗帜。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全国财政会议并成立了裁厘委员会。1930年12月，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身份发布全国通电，强调“任何困难皆不回避，一切皆可牺牲，裁厘必如期实行”。全国商会联合干事会也督促南京政府尽早裁厘。截至1931年终，原由各地方省份负责征收的厘金基本上裁撤成功。
——摘编自孙宁遥《利益集团与中国近代裁厘问题研究》
(1)据材料一，简析清朝厘金制度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京国民政府废止厘金制度的动机及条件。
(3)据材料一、二，指出近代厘金制度的演变所折射的社会发展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