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韬《法国志略》（1871年） | 共和之政，其为祸之烈至于斯欤？叛党恃其凶焰，敢于明目张胆而弑王，国法何存？……古今悖乱之事，固未有甚于此者也。顾迹其祸之由来，不能和众而得民心，自恃居民之上，而好恶不与民同，怨之所及，足以亡身。……然则为人君者，其可逞欲而妄为哉? |
| 康有为《进呈法国革命记序》（1898年） | 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十万之贵族，百万之富家，千万之中人，暴骨如莽……（路易十六）特许开议院，至仁也，许平民预议而立宪法，至公也……惜其许行立宪，不尽出己意，而多出于民迫，不刚断于速行，而游移与众议……终则恃外援而出奔，遂激民怒而成大戮…… |
| 汪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1907年） | 法国大革命，起于前七百八十九年，讫于前八百四年，中更七载，丧乱繁多。虽谋之者有不臧，然一洗旧弊，遂能祛虐政、均利权，卒达改革之首志，其功抑亦赫赫可观哉！……夫法国自十八世纪以降，王族贵族之骄恣暴戾，已非一日，至路易十四即位，益张王权，豪奢既极，又复横挑强邻……布奔氏之失民心，由来有渐……孰谓路易十六之死，非民杀之哉？ |
|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 | 俄国今日之革命诚与昔者法兰西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在法兰西当日之景象，何尝不起世人之恐怖惊骇而为之深抱悲观。尔后法人之自由幸福即奠基于此役。岂惟法人，十九世纪全世界之文明如政治或社会之组织等，罔不胚胎于法兰西革命血潮之中。……今之为俄国革命抱悲观者，得与在法国革命之当日为法国抱悲观者相类欤？ |
材料一 东晋南北朝至隋唐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一个完整过程。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个浓缩中国文化特质且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词语——“中华”，胡汉融合是认识“中华”概念的一个起点。《晋书·桓温传》记有东晋大将桓温的一段话：“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权幸扬越。”《十六国春秋》记十六国时原西晋旧臣贾坚仕于前燕，(东晋)士子荀羡劝说贾坚说：“‘君父、祖世为晋臣，奈何背本不降?’坚曰：‘晋自弃中华，非吾叛也。民既无主，强则附之。’”入唐以后，“中华”一词被广泛使用，贞观时，给事中杜楚客在谈及北方突厥时云：“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唐律疏议》规定：“造畜蛊毒(欺骗害人)，所在不容，摈之荒服，绝其根本，故虽妇人，亦须投窜(流放)，纵令嫁向中华，事发还从配遣。”
—摘编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东晋南北朝至隋唐胡汉融合与“中华”词义嬗变》
材料二 20世纪初叶，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是当时可称为中国知识精英之巨擘并站在新、旧交替激荡之大变局时代前列的梁启超先生。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写道：“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在于本国，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1903年梁启超提出“大民族”概念：“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后来又提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究我之此论，其将唤起我民族共同之感情，抑将益增长我民族畛域之感情。”
—摘编自石硕《从中国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民族”概念——“中华民族”概念百年发展史的启示》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华”一词内涵的变化，并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变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梁启超的“中华民族观”。
材料 清代嘉道湖南经世派人才群体又在继承湖湘文化传统的同时，将新时代的精神与需求引进了湖湘文化，使传统的湖湘文化开始了向近代的转型。
作为湖湘文化的传承者，以陶澍为首领的湖南嘉道经世派人才群体不遗余力地呼吁改革，力行实政。湖北巡抚杨健，倡捐治水，整修堤揠，深得民戴。闽浙总督赵慎轸，整顿军伍，规划营制，增设福建水师，使军容为之一变。浙江巡抚常大淳，讨平海寇，整顿盐政，奏免浙漕，拨款赈灾，颇具政绩。
早在鸦片战争发生之前，湖南嘉道经世派就警惕着时局的发展，防范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力侵扰。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湖南嘉道经世派人才群体除陶澍已于年前去世外，不少人参加了抗击英国侵略的战争。清朝在战争中失败，湖湘之士无不扼腕痛心。两江总督李星沅鉴于海防的重要，上疏清廷，请创建外海水师。原山东道监察御史汤鹏撰写《夷务善后三十策》，详论募兵、练勇、修船、造炮、缉奸、设险诸事宜，乞尚书转奏。
道光十三年（1833年），陶澍鉴于清朝白银不断外流，洋钱大量涌入，造成严重银荒，曾提出仿照西方铸币方式，铸造银币的主张。鸦片战争后，魏源根据《四洲志》及中外文献资料，编成《海国图志》一书。该书对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之方颇多探索，提出一系列学习西方的主张。在求强方面，提出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之法，以改革中国军队；在求富方面，提倡创办民用工业，允许私人设厂局，自行制造与销售轮船和器械等，以使国家富强。
——摘编自周敏之等《近代湖湘文化与近代湘籍人才群体》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近代湖湘学派的转型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形成了一种改良京剧，被称之为海派京戏。表2为海派京戏部分知名剧目简介。
下表
| 首映时间 | 剧目 | 简介 |
| 1901年 | 《党人碑》 | 以北宋书生谢琼仙的故事来影射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害一事。作者化用谭嗣同的诗歌在剧中痛呼：“他自仰天而笑，我却长歌当哭”。 |
| 1904年 | 《瓜种兰因》(又名《波兰亡国惨》) | 据波兰被瓜分的真实历史改编，影射晚清时期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局面。 |
| 1908年 | 《黑籍冤魂》(“黑籍”指鸦片) | 改编自同名小说，以一个家族五代人的视角展现鸦片在中国泛滥成灾的情况。采用话剧加唱的演绎方式，并在演出当场出售戒烟药。演出团队遭到鸦片贩子来信恐吓，也收到法国驻上海领事赴法演出的邀约。 |
| 1910年 | 《明末遗恨》 | 取自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后到明朝崇祯皇帝自缢期间的历史，剧中扮演崇祯帝的演员，后参加辛亥革命，人称“革命艺人”。 |
——摘编自上海通志馆《戏剧人生——沪上百年戏苑逸闻》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海派京剧。历史的镜像：新小说梁启超于1902年创立中国最早的专载小说期刊——《新小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倡导“小说界革命”。《新小说》于1906年停刊，共发行2卷24号。下表为《新小说》的部分作品。
| 项目 | 作品 | 内容 |
| 塑造的主人公形象 | 《新中国》 | 苏汉民：为让国人觉醒、纠正人心而发明了“医心药”和“催醒术” |
| 《黄绣球》 | 黄绣球：受维新思想影响放了足，与丈夫分别开办男女学堂 | |
| 《霍桑探案》 | 霍桑：科学、理性、法制的代言人，“东方福尔摩斯” | |
| 描写的发明 | 《电世界》 | 电犁、电气肥料、电气枪 |
| 《水底渡节》 | 对汽油引擎、四轮汽车、电瓶等新科技名词做出解释 | |
| 《新纪元》 | 潜水艇、日光镜、避电衣、流质电射灯等军事发明 |
◆据悉外务部奉旨电驻日本横滨领事封禁小说报馆，以平息自由平权新世界新国民之谬说，并云该报流毒中国，有甚于《新民丛报》，《丛报》文字稍深，粗通文学者尚不易入云云。
——天津《大公报》（1903年4月）
◆1917年，钱玄同致函陈独秀时指出：“梁任公实为创新文学之一人。……输入日本新体文学，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剧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
——摘编自《陈独秀书信集》
评析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材料一 汉唐的外事体制，乃是一套以贯彻大一统秩序为基本目标，以羁縻式控取为主要手段，以礼法规范为具体框架的体制。因而对集中代表了中外经济交往的互市，在以严密控制下的市坊制度对之约束的同时，朝廷看中的是其赐恩报义的政治意义而非互通有无的经济价值。故或大施恩惠，或加设禁条，并不把互市当作目的而只视之为维护四夷宾服局面的手段。对中外各种交通出入，除按既定关津制度加以控制外，边境防范尤严，往往必须以因公的名义在官方往来的外衣下方许出入。而外人在境内的居留、婚姻等，除非降附归化，入籍为民，一般也总是处于重重限制之下。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样受到大一统原则的影响和制约。对外来文化中的枝梢末叶，朝廷乐于采取大而化之的包容态度，但对系统的意识形态，如宗教，则以防范、限制和彻底的控制为基本方针。
——摘编自楼劲《汉唐对丝路上一般中外交往的管理》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的中西关系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这一阶段晚清政府虽不得不按照西方的原则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仍坚守“华夷秩序”观念，并基本按照“华夷秩序”观念处理对外关系。第二阶段为19世纪60—80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这一时期清政府的外交呈现既试图保有旧的对外观念和政策，又试图利用西方体系中一些原则的过渡性特征，清政府正式设立了专司对外事务的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第三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失败，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在物质和观念上被全面裹挟进近代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全球扩展之中。《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的东亚首强地位被日本取代，日本迫使清廷承认朝鲜“独立”，中朝藩属关系宣告结束，朝贡体系中的最后一名成员被划出。随着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华帝国完全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
——摘编自王卓《两个体系的碰撞——“洋务外交”评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唐时期外交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汉唐时期相比，近代中国外交的变化，并简析其影响。
1864年，总理衙门组织出版了《万国公法》（《国际法原理》中译本），较全面地介绍了近代国际法。郑观应阅读此书后写道：“其所谓公者，非一国所得而私；法者，各国尽受其范”，列强争雄之际，“公法一出，各国皆不敢肆行，实于世道民生，大有裨益”，认为中国应加入国际法体系。他将国际法规范与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地位相比照，指出依据国际法原则，“定税之权操诸本国”，他国不得干涉，中国应据此要求修改条约，提高关税，“彼虽狡悍，亦可以理折之也”。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图谋，郑观应修改自己关于国际法的文章，增加了普法战争中法国的遭遇，及越南、缅甸等小国作为“太弱者”无法援用国际法自卫等事例，感叹说：“由是观之，公法仍凭虚理，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弱者必不免隐忍受屈也。是故者，唯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积弱不振，虽有百公法何补哉？
——摘编自赖骏楠《国际法与晚清中国》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评析郑观应对国际法认识的变化。
材料一 孔子曾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是谓小康。”
张载认为：“虽三代之英（夏商周三代君王），犹有劣者，以其未成功也。此所以未有不谨于礼，唯谨于礼，则所以致大道之行。……六君子所以急于礼者，欲至乎大同也。……礼本于天，天无形，固有无体之礼。”
材料二 20世纪初，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讲，“既无帝王君长，又无官爵科第，人皆平等”，“今欲至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若去民私业，此事甚易，自去人之家始也，……但使明天赋人权之义，男女皆平等独立，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则全世界之人类皆无家矣！……皆归之于公，即可至大同之世也”。同一时期，李石曾在《新世纪》上发表文章认为，“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以冀大同”。
(1)分别概括材料一中孔子与张载关于“大同”的主张。(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对“大同”思想在20世纪初期的变化进行评析。（要求：提取信息充分，观点正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甲 辰科状元策
1904年，甲辰科股试时，光绪以治国之策试举子。以下为该科状元刘春霖的答卷摘录。
·采能博采公论，慎逃贤绅，于治必有裨补，不必过为疑也。皇上澄清吏治，必先通上下之情，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一也。
·兵者固必救之于平时而又精且多，然后可并立于群雄之间，所谓气力充而精神焕矣。皇上整军经武，士卒知学为先，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二也。
·中国商业不兴，漏卮日巨，欲图抵制之道，则宜扩充商务，如此则野无旷土，市无游民，精华日星，然后利权可挽。里土怏乃俭德，而尤必广辟利源，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三也。
·故欲正人心、端士习.必以明伦为先，欲明伦理必以尊经为首，此即国粹保存之义。皇上倡明文救.必以经学正其趋，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四也。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刘春霖的治国对策。材料一 19世纪末，英国在华势力范围以长江流域为主，遍及多个省区，在列强中位居首位。沙俄在黑龙江、吉林境内建筑铁路以达海参眼，并取得东北境内铁路沿线地区内的行政权、警察权和开矿权。这样，包括辽东半岛在内的整个东北便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德皇威廉二世曾发布命令：“胶州湾领土，归德意志帝国所占有。”法国逐渐将西南三省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要求清政府作出承诺“日后拟在福建省内兴造铁路……当先向日本政府筹商”，主张“将浙江划归我势力范围”“其界限应达到江西，抑或涉及浙江及江西之一部”。美国三次向英法德日等国申明“门户开放”的主张：对任何条约、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加干涉；各国货物，一律按中国政府现行税率征收关税；各国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对他国船只、货物运费等不得征收高于本国的费用。
——摘编自王云红《势力范围：一个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二 针对帝国主义疯狂掠夺在华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中国人民展开了收回利权的爱国运动。美国合兴公司攫取粤汉路权之后，违约将股票转让给比利时银行团。湖南、湖北、广东人民要求“废约自办”，声势浩大，迫使美国合兴公司作出让步。在勒索六百多万美元赎款后，合兴公司同意废约。江浙人民则为收回苏杭甬（甬，即宁波）路权，和英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自行集款筑路。清政府先是执意向英国借款修筑，遭到两省人民的坚决反对。后来怕激起“民变”，将英国借款移作别用，允许苏杭甬铁路归为商办。山西人民为了从英国福公司手中收回采矿权，经过反复谈判，在偿付赎款后收回了平定、盂县、潞安、泽州的煤铁开采权。运动中，还收回另外一些路矿的部分权益。帝国主义尽管不甘心吐出既得利益，但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不得不稍稍改变策略，在勒索大量赎款以后，交回部分利权，以缓和中国人民的反抗。
——摘编自战逸《清史》
(2)阅读材料二、概括晚清收回利权运动的特点，分析收回利权运动发生的原因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