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清政府统治已经土崩瓦解 | B.立宪派已完全转向革命 |
C.南北和谈取得了重大进展 | D.政治转型已成大势所趋 |
材料一 《隆中对》提到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实为“南抚北抗”,是为化解后顾之忧的长远整体战略构想。诸葛亮对西南地区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经营方略。诸葛亮在用兵西南边地的过程中,如对孟获“七擒七纵”,是以恩威并重的方法来争取人心的认同,是一种刚柔相济,以兵示刚,以德示柔的“威德”型治边模式。史载“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可见“以夷治夷”也是诸葛亮采取的治边方法。“以夷制夷”与“攻心为上”的方法相互配合,不仅争取了更多的边地人心的认同,实现了“彝汉相安”的治边目的,也使蜀国内部出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的稳定局面。诸葛亮治下的蜀地及其南面边地“诸夷慕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诸部于是始有姓氏。”
——摘编自张新民《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经验的反思与总结》
材料二 中华民国统治时期,孙中山于1919年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的开发边疆、发展边疆经济与文化的计划,是民国时期现代边政思想逐步形成的一个标志。应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边疆建设纳入国家经济建设的一份整体规划。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管理边疆事务时采取一系列笼络和羁縻少数民族上层的措施和政策,包括各种优待条例,如保留盟旗制度、世袭封爵的王公制度、土司制度等,对稳定边疆社会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南京临时政府的《殖边银行则例》,北洋政府的《禁止私放蒙荒通则》、《垦辟蒙荒奖励办法七条》和《边荒承垦条例》,国民政府的《移民实边案》《边疆移垦办法大纲草案》等等,都是专门针对移民垦荒制定的。
——摘编自方素梅《中华民国时期的边疆观念和治边思想》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诸葛亮治边模式的基本理念并简析其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华民国时期政府的治边思想。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古代和近代中国治边模式对现代边疆治理的启示。
材料一 政治团体的大量出现正是建立在革命前的实际经验基础之上的。当革命到来之时,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特别是具有西方政治概念的人,遂以高度的积极性进入政坛;投身、于政治斗争。
——摘编自[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
材料二 1913年袁世凯支持汤化龙,不遗余力为他收买选票,开盘每张选票银元5000元,不久便增至8000元甚至1.2万元。按当时物价,5000元已足购田置产,1万元可使一家达到小康。
——摘编自黄宏《民国初期议会政治的实践》
材料三 曹锅的选票一直开到了每张5000元,1923年10月10日,曹锅以1356万元巨款,终于买到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如愿以偿当上大总统。
——摘编自杨学舞《民国总统档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民国政党政治形成的原因。
(2)概括材料二、三反映的现象,并从政治演进的角度加以评价。
材料一 1912年1月,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发布的宣言书中,明确地宣布了“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的对外方针;1月5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向世界各国发布《对外宣言书》,正式宣布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对外政策:(1)承认了革命爆发前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条约、所借外债及赔款,承认各国在华特权,保护各国在华人民的生命财产;(2)承诺加强国力建设……并进行了法律、财政等内政改革……从而进入世界文明国行列之中。
——摘编自张海鹏等《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二 袁世凯在位时,为独揽大权不惜对外大借款,甚至和日本签订《中日民四条约》,其他北洋军阀亦是如此。1917—1918年,段祺瑞向日本借款17笔,共计2.5亿元,使日本既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命脉,又名正言顺地通过系列“北洋政府欣然同意”的条约合法取得在华驻兵、修路等各项权益。北洋政府统治后半期的外交转向了争回主权活动。1919年巴黎和会山东问题搁置后,在1921年美国华盛顿召开的九国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提出了8项要求:“关税自主、撤销领事裁判权、退还租借地、撤退外国军警、撤废无线电台、交还山东、取消‘二十一条’等。”1924年中苏签订平等协约,收回了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所获权利。1927年,顾维钧内阁不顾帝国主义反对,强行收回部分关税自主权,“第一,中国自行决定增加海关附加税;第二,罢免了英籍总税务司安格联的职务;第三,拒绝给予日本税率及附税的最惠国待遇”。
——摘编自方婷洁《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近代政治外交》
(1)根据材料一,概括南京临时政府对外政策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评价。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与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外交的不同。
材料一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中大多数人出身富室,接受过新式教育,活动区域多集中在城市集镇,不了解农村社会和农民的生活状况,严重地脱离农民群众。因此,他们在反清斗争中非但未与农民融为一体,反而在某些问题上走向了对立。例如在对待新式学校的态度上,两者的对立就十分明显。许多地方的农民在反抗活动中常把新式学校当作泄愤的对象,发生许多毁学事件,而当时新式学校又恰是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
——摘编自章征科《辛亥革命时期没有“大的农村变动”原因剖析》
材料二 1927年党的五大召开时,党员发展到57967人,其中工人成分占党员人数的50.8%,农民占18.7%。据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的统计,1928年6月,党员发展到130194人,其中工人占10.9%,农民占76.6%。1929年工人党员降为7%,1930年7月降为5.5%,1930年9月下降为1.6%。
——摘编自孙应帅《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与结构变化及发展趋势》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辛亥革命的特点,并分析其所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共产党党员比例的变化及其原因,并说明此变化对中国革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