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挪威剧作家易卜生(1828—1906)的代表作《玩偶之家》创作于1879年，这个时期欧洲国家大都完成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社会问题也逐渐暴露，给予戏剧家创作丰富的原始材料。故事讲述了女主人公娜拉为给丈夫海尔茂治病，瞒着丈夫伪造签名向柯洛克斯泰借钱，无意犯了伪造字据罪。多年后，海尔茂升职经理，开除了柯洛克斯泰，后者拿字据要挟娜拉，海尔茂知情后勃然大怒，大骂娜拉，说自己的前程全被她毁了，而当危机解除后，又立刻恢复了对妻子的甜言蜜语，娜拉认清了自己在家庭中“玩偶”般从属于丈夫的地位，最终断然出走。

——摘编自卢暖《戏剧先贤易卜生》

材料二：易卜生的戏剧在中国的传播情况

——据许由、周梦遐《解读经典：百年回眸易卜生》整理

材料   晚清时期各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在向清王朝皇帝纪年“正朔”挑战的过程中提出了黄帝纪年、孔子纪年以及帝尧纪年、大禹纪年、秦纪年等多种纪年方式，从而产生了“纪年”论争。1898年年底，梁启超作《纪年公理》，认为各国相通后，应有统一的纪年。1902年，梁启超在发表的《新史学》中强调了采用“孔子纪年”的重要性，主张用孔子生日作为纪年。认为“孔子为我国至圣，纪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爱国思想，亦汕然而生”。1905年，宋教仁根据典籍推定是年为黄帝即位4603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时即以此署年，《民报》第一期刊首印有黄帝像，图下说明“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以后革命党一直沿用宋说。1919年，钱玄同提出，“我们主张中国当用基督纪年，也是因为他在应用上很便利”，也更符合中国当时正融入世界的形势，“可是从现在以后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在以后的中国人，是世界上人类的一部分，所以无论讲时事，讲古事，都和世界各国相关联”。

——摘编自焦润明、王建伟《晚清“纪年”论争之文化解读》

传统观点认为：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出现的反动卖国的军阀集团，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近代一段黑暗、反动的历史时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一时期又是新的革命力量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孕育发展的时期。

材料一   《一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与重工业发展示意图》

材料二   “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谁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侣，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民主）并重”

——摘编自陈独秀《敬告青年》

材料三   工人的运动，就是比黄河水还利害还迅速的潮流。将来的社会，要使他变个工人的社会：将来的中国，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中国；将来的世界，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世界。……俄国已经是工人的俄国……这个潮流，快到中国来了。我们工人就是这个潮流的主人翁，就要产生工人的中国。

——1920年9月上海《劳动界》刊登的《一个工人的宣言》

科玄之争“科玄之争”缘于1923年2月学者张君动在清华大学作的《人生观》讲演。他认为，人生观为主观的、综合的，起于直觉，体现自由意志与个性；而科学为客观的、分析的，重因果规律与事物的共性，故科学于人生观无能为力，解决人生观问题唯赖玄学。同年4月，丁文江在《努力》上发表《科学与玄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力斥其非。其后，胡适、陈独秀等人均参与论争。

张君动极力推崇中国古代宋明理学，指出在人欲横流之际，“诚欲求发聋振聩之药，惟在新宋学之复活”“若夫心为实在之说，则赖宋明理学家而其说大昌，真可谓其功不在禹下者焉”。

胡适主张“拿科学作人生观的基础”，“殊不知，我们若不先明白科学应用到人生观上去时发生的结果，我们如何能悬空评判科学能不能解决人生观呢？”“在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天行是有常度的，物变是有自然法则的，因果大法支配着他——人——的一切生活，生存竞争的惨剧鞭策着他的一切行为

——这个两手动物的自由真是有限的了"。

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对张君劢提出的包括“大家族主义与小家族主义”等在内的九项所谓科学无法解释的人生观，逐一作了说明。其中，针对财产公有私有制度一项，他从原始社会、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同着手，依次说明矗立其上的人们财产观念的演进。

——摘编自李直轩《文化系统的结构分化与要素整合——种解读“科玄之争”的新视角》

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通用语”的存在。周秦时期，列国间即通行一种“雅言”；此后，东汉的洛阳话、唐代的长安话、宋代的汴梁话、明清时期的北京话等都曾成为“通用语”。古代中国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狭小的地域范围内，只有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或远途商人等少数群体才有跨区域日常交际的需求，因而“通用语”推广仅针对特定人群，官方从未在全国范围内发起过统一“通用语”的运动。

——摘编自《普通话是如何产生的》等

材料二   明清时期的“通用语”被称为“官话”，常被视为现代曾通话的前身，但它并无统一的语音标堆。19世纪末，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许多人主张在全国推广“通用语”，即推行以“国语”取代“官话”的“国语运动”。“国语运动”提出了“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大主张。“言文一致”指口头语和书写语的统一、主张书面语不用文言，改用白话；“国语统一”指建立一种全体国民都会说的，语音唯一的，具有普遍性的“通用语”。这些主张与《新青年》将白话作为唯一的文学语言的提议互相呼应，打破了长期以来义言文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为白话文的广泛应用铺平了道路，也为普通民众学习识字提供了便利条件。

1949年以后，为了体现各民族的平等与相互尊重，在1955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对规范的汉民族“通用语”的名称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决定把清末至民国的“国语”改名为“普通话”，取“普遍通用”之意。随着各族人民交往交流日益深入广泛，普通话作为中华民族族际“通用语”的功能不断巩固，同时少数民族语言仍然可以自由的使用和发展，并受法律保护。

——摘编自《清末“国语”的概念转换与国家通用语的最初构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