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雅典作为理想城市的范本，不是因为它集聚了多少财富和人口，而是因为它的文明和文化创造。但即使在雅典城，仍存在着美中不足乃至重要缺陷——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这种物质与精神的不平衡，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宋代江南地区，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宋代江南城市引领中国古代城市按照更符合城市自然规律的方式发展演化，展示了经济与文化“两全其美”的盛况。
——摘编自刘士林《城市史视野下的宋代江南城市与文化》
材料二 明代中期以后，若是将其置于“都市化”的范畴下进行考察，其时代的特殊性就更容易显现出来。此时，社会出现了一个转变过程，举凡人口的持续增长，经济的货币化和多样化，社会流动的加速，无不显示出它与明初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到明朝后期，在外部文化力量的引发下，新的思想迅速萌芽，产生了强烈的变革要求，历史的陈旧的传统受到了来自各方文化力量的猛烈冲击，思想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活跃。
——摘编自陈宝良《明代的社会与城市生活》
材料三 新文化何以能够演变成为现代中国最具深远意义的文化事件?首先是上海这个中心口岸。借助上海这个贸易、经济、文化的码头，新的思潮、新的文化最初在上海落户，然后由上海逐步传播出去。《新青年》迁到北京后，并没有割断和上海的联系，它的印刷和发行仍在上海，因为当时的北京尚不具备这种能力。但《青年杂志》在上海时没什么影响，到北京以后影响就放大了。《新青年》到北京这个政治中心，是由北大的一些教授撰稿编辑的，《新青年》的编辑还是原来那些人，但发言的位置跟在上海时完全不同。
——摘编自周武《新文化运动是京沪共谋的结果》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写出雅典作为“理想城市的范本”所体现的城市功能及雅典卫城中的建筑艺术代表，并分析宋代江南城市能够解决“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从“都市化”的角度概括明代中期以后经济“货币化和多样化”的突出表现，并扼要说明其与明朝后期“新的思想迅速萌芽”之间的关系。
(3)根据材料三，归纳作者的主要观点并简要说明理由。结合所学，列举1919-1922年间在上海“新的思潮、新的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实践的主要史实。
材料 孙中山“以党治国”的思想是在中国的现实社会环境和革命过程中逐渐发展、成熟、定型的，是孙中山在仿效西方政党政治及向传统会党模式回归皆遭挫折的打击下，经过深沉的思考及借鉴苏俄经验而找到的最后归宿。
1921年孙中山明确提出了“以党治国”这一概念。此后，“以党治国”概念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到1924年1月基本定型。在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以党治国”的“党”首先得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在党与政权的关系上，孙中山特别强调“主义治国”，“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在实践中，在革命运动的阶段上，已由辛亥之役、讨袁之役、护法之役而进入了国民革命运动阶段。
——摘编自王永祥、李国忠《孙中山“以党治国”论初探》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提出的背景。
(2)依据材料归纳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主要内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历史影响。
材料 1921年7月，13名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
下表为中共“一大”部分代表基本情况
| 姓名 | 出生年份 | 籍贯 | 备注 |
| 何叔衡 | 1876 | 湖南 | 秀才，新民学会会员 |
| 董必武 | 1886 | 湖北 | 秀才，曾加入中国同盟会，曾留学日本 |
| 李达 | 1890 | 湖南 | 曾留学日本，《共产党》月刊主编 |
| 李汉俊 | 1890 | 湖北 | 曾留学日本 |
| 毛泽东 | 1893 | 湖南 | 师范毕业，新民学会组织者，《湘江评论》主编 |
| 包惠僧 | 1894 | 湖北 | 记者，北京大学肄业，陈独秀指定代表 |
| 陈潭秋 | 1896 | 湖北 | 师范毕业，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发起者之一 |
| 王尽美 | 1898 | 山东 | 师范毕业，在济南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
| 邓恩铭 | 1901 | 贵州 | 中学生，在济南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
| 刘仁静 | 1902 | 湖北 | 北京大学学生 |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等编制
（1）根据材料，归纳中共“一大”代表群体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些代表走到一起的时代背景。
材料 陈翰笙（1897—2004）在苏联担任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研究员期间，曾与苏联、匈牙利等国经济学者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展开论辩。这些外国学者机械使用马列理论，否认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认为中国农村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陈翰笙与其进行了激烈争论，但缺乏有力的辩驳证据，遂决定“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回国之后，为了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陈翰笙组织一批学者先后在营口、大连、长春、无锡、保定及广东岭南等地展开农村调查和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逐渐形成“中国农村派”。
中国农村派认为：在中国农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封建性生产方式是并存的，但封建残余占优势；中国农民的商品生产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生产，而是贫困导致的；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在中国农村未占优势，半封建的小农经营仍是农业经营的支配形态，阻碍着资本主义农业的生产；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村的半封建性有维持作用。
——摘编自李金铮《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农村经济的主张》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农村派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对中国农村派的活动及主张进行阐释。
材料一 五四运动前后，教育救国思想日益活跃，以晏阳初、陶行知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把“除文盲，作新民”、“改造中国社会”等作为理想追求，在全国一些城市建立识字班等教育机构，推广识字运动。2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知识分子还尝试通过设立乡村建设试验区，编订出版各类识字教材“送字下乡”，将扫盲教育推向广大农村。由于知识分子依附旧式政权，而其教育理念又多来自欧美社会，这使扫盲识字运动与农民实际需要存在较大距离。再加上运动的试验性质，导致这一时期的乡村扫盲成果比较有限。
——摘编自潘祥辉《“送字下乡”——晚清及民国时期扫盲运动的传播社会学考察》等
材料二 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宣布苏维埃掌管教育事业，要取消一切旧式教育，建立“共产主义教育”。 在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统一领导下，扫盲识字运动从中央到地方开展起来。作为基层单位的各乡苏维埃根据自身实际，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组织形式，有效组织群众识字学文化。苏区群众“随时， 随地， 随人数”互教互学，创新学习方法，全民性地参与扫盲工作。苏区政府还定期巡视，监督识字运动开展。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的扫盲识字运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群众生产生活结合，重塑了中国传统教育模式，开辟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新篇章。
——摘编自史全生《中华民国文化史》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在扫盲识字教育方面的异同。(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开展的扫盲识字运动的意义。
材料一 甲午战后朝野人士认为欲使国家富强、民智大开，必须重视普通教育，因而创办京师大学堂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分为普通学（如经学、理学、诸子学、初等算学、初等格致学、初等政治学、地理学等）与专门学（如高等数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农学、矿学、商学、兵学等），学生在学完普通学后，可任选一两门专门学深造。考试采用西方的积分法，逐日考核、按月公布。这初步体现了近代教育的特征。
——据杨齐福《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整理
材料二 “迨欧战既停，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之行者因以大增。”
——周恩来《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1921年3月）
“物价高贵，失业者多，劳资阶级之争无或已时，是欧洲执政者所最苦耳。”
——周恩来《致严修》（1921年1月25日）
（注：以上文章为周恩来留法期间担任天津《益世报》驻欧记者时所著）
材料三 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这种学校。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普通教育”的目的及京师大学堂的突出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从国内国际视角分析当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分析中国共产党创立“工人学校”的影响。综合以上材料，概括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趋势。
材料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干部队伍建设的路径和方法，培养、训练、造就了成千上万的优秀干部。大革命时期，党开办了多所农民运动讲习所，组办了多地农民夜校和工人夜校，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骨干。古田会议决议强调要对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纪律教育。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使用才德兼备的干部标准，明确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强调实行任人唯贤的路线。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探索了对干部进行教育整顿的有效形式。
——摘自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百年来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1)根据材料，概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特点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1918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演讲中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劳工神圣”思潮很快在中国兴起。五四运动中的“六三”大罢工及随之不断发动的罢工运动被视为“劳动运动的曙光”。五四知识分子将初步接受的“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阶级争斗”等概念，运用到对劳工界的社会调查中，以具体事例、详实数据呈现劳工的生存状况，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解释。
——摘编自熊秋良《“寻找无产者”：五四知识分子的一项社会调查》
材料二 钱杏邨调查南京胶皮车夫的状况后认为,车夫“每天就做那非人生活至‘力竭声嘶’也不能供养一家……只给那吃人不出血的资本家弄资产”。包惠僧调查武汉工人状况后提出，要使工人不受资本家的支配，第一，“非先有阶级底觉悟不可，要如何使佢（他）们发生阶级的觉悟？那么，惟有劳工教育四字”；第二，“要打破资本主义，就要阶级争斗，劳工必先有强固的团结”。
——据《劳动界》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五四知识分子开展劳工调查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五四知识分子开展劳工调查的意义。
材料一 晚清以降，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末世。经过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之后，在接踵而至的战争和外交危机下，封建落后的中国逐渐成为西方列强嘲笑的对象，代之而起的是屡次被打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弱国形象……由于时代主题的变化。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总体目标更加迫切、仁人志士的救亡运动充分构建了近代中国的正面形象，展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优秀品质。总体上而言，近代中国国家形象在正反两面因素交织下呈现的主要还是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形象，处于国家形象的“沉沦”时期。
——摘编自江轶《论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与现实构建》
材料二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摆脱了民族压迫， 实现了民族独立。新中国成立后，坚决贯彻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革开放40多年来， 中国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在世界舞台上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的生机活力，呈现出一种“强起来”的国家形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愈来愈高的参与度和活跃度，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推动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不遗余力地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摘编自蒋积伟《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国家形象的特征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近代中国相比，新中国国家形象发生的重大变化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 1905—1906年，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主要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及其思想主张。该小传概略地介绍了马克思从出生到去世的奋斗历程，突出了马克思的一些重大理论贡献。该小传着重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内容，将《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视为“马尔克之事功，此役为最”，称该宣言“既颁布，家户诵之”，“万国共产同盟会奉以为金科玉律”，使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的贡献和影响一目了然。小传中花较大的篇幅介绍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并译出了宣言中的十条纲领。尽管朱执信并不赞成马克思关于资本起源问题的观点，但对剩余价值理论却有较多的介绍，并且认为资本家的剥削确实是个事实。……1905年孙中山在欧洲就亲自拜访了当时的第二国际执行局并举行会谈，第二国际的档案材料中还记载着孙中山会谈时说的“我是中国社会民主党人”等语。这就是后来孙中山十分赞赏俄国十月革命并最终提出“联俄”主张的前奏。
——摘编自奚洁人、余源培：《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初期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该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