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与过渡时期。北洋政府外交的首要目的就是通过承认列强与清政府签订的条约来换得列强的承认，1915年，袁世凯为实现称帝的目的，与日本举行谈判签订《民四条约》，几乎全部接受了“二十一条”。一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力图抓住时机争取独立、自由和平等的国际地位，参会的代表在关乎主权的问题上据理力争为中国争取了权益、树立了中国人良好的形象。然而，巴黎和会的失败引发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挫败感。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国民外交运动被推向高潮，此后北京政府也将解决不平等条约问题作为重要的外交方针。“修约外交”尽管没有获得完全成功，但争回了部分主权，证明了北洋政府外交目标的转变。北洋政府还坚决拒绝承认英藏间所谓“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使英国分割我国西藏的阴谋丧失了法律依据。“修约外交”表明中国人的外交思想及实践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路遥《简论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

材料二   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朝鲜战争于1953年才刚刚结束，如果不能在1954年阻止印度支那战争升级于扩大的趋势，新中国的财政将会雪上加霜；此外，新中国也面临着周边的安全环境恶化的危险：一方面是因为美国逐渐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另一方面是由于周边国家对新中国红色政权的“恐惧”，使得一些周边国家也希望美国扩大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存在。这给中国的安全防务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摘编自孙天旭《浅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当下中国外交的意义》

材料一：明朝后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史学进入了一个转型发展期。延续数百年的程朱理学走向没落，经史考据之实学思潮兴起，并且出现了早期的启蒙思潮。士大夫对理学的批判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启蒙思想的发展。顾炎武作为明清之际的“三大家”之一，他在史学方面的建树，反映和促进了这一时期史学的嬗变与转型。顾炎武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民本思想，即对普通劳动者历史作用的认识和认识论等方面上。 顾炎武认为“天子一位”，君主只是一个爵位，是人民“推举”而来的，没有绝对的贵胄，君主要重视人民。 在认识论上，顾炎武的学识是建立在自身的实践基础之上的，他通过自己的学识与实践正确论证了“感性”和“理性”的关系。他认为，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前提，必须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摘编自金海峰《浅析17-18世纪中西方史学的嬗变与转型》

材料二：对于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的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与当时国内主流史学界并不符合。社会史论战本身既是由现实问题而来，又全然表现为回到现实问题中去。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进而展开的社会史论战，因其较为明显的非学术色彩、普遍生硬的史论综合特征等原因，短时间内难以得到主流史学界认同。 社会史论战使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联结在一起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雏形，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尚需从历史学研究的学术层面充实加强。之后的几年里，人们更注重反思社会史论战中存在的问题，在充实史料的基础上加强社会经济史研究。研究者及其观点也发生了各种变化，经过几年的讨论、研究、调整、淘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以后逐渐明确。

——摘编自张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社会史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