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在其兴办的学堂中开设体操课程，引进西方体育，如兵操、体操等。20世纪初，在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的呼吁下，一场深刻影响国民身体改造和学校体育的军国民运动开启，它提倡尚武，并将国家作为身体效忠的唯一对象。一战期间，全国教育联合会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施方案》，该方案主要在于深化学校体育的战争准备功能，注重体操课、学校体育与“军事大要”的关系，并要求学校教育加强对粗衣淡食、忍寒耐暑习惯的养成和对历代武士功绩的宣传。

1920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废弃“尚武”的教育宗旨，兵式体操也被排除在学校体育之外。1922年，教育部实施新的学制和课程标准，体操课正式改名为体育课，成为中国学校体育历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新的体育课对儿童的主体地位、身心发展规律等方面提出新的认识。中小学的体育以田径、球类、游戏等现代体育项目为主，完全剔除了兵式体操。

——摘编自颜亮《身体素养导向下的我国学校体育身体观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更好的建设和保卫祖国，需要体育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党和政府极力倡导“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强调体育运动要以人民为主体。按照党中央对体育工作的指示并结合对宪法规定的贯彻实施，中央政府和体育等部门为开展好各项体育工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群众体育制度绩效十分明显，据统计1957—1966年，全国范围内有4200多万人达到了劳卫制和青少年体育锻炼的标准，人民群众的体质健康水平显著提升。

——摘编自杨山山《建党百年群众体育发展历程及经验启示研究》

材料一

正当中国的仁人志士苦苦追求，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救国救民的药方时，以社会调查作为研究方法的社会学传入了中国，最初在中国进行社会调查的一般是西方的学者，他们中间有传教士、有社会学的教授。他们的调查多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比如人力车夫、农村经济等。而20世起20年代，随着五四新文化的传播和留学生的陆续回国，国内一些高校开始设立社会学系，学生们在学习中接受了社会调查的方法，中国人开始了自己主持的实地调查。

——摘编自罗花《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工作方法的历史渊源》

材料二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时信》指出；几年犯错误很大的原因在于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往往根据片面的虚假的汇报材料做出判断和决定。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把深入基层，亲自进行系统的典型调查，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随信转发了毛泽东1930年写的《关于调查研究》(后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全国各级领导干部积极响应号召，到农村、工厂、连队、学校等基层单位蹲点，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并就地解决问题。中共中央在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先后制定和发布了各方面的工作条例。如《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等等。

——摘编自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下册》

材料一   田赋历来为中央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但是民国以后的北洋政府时期地方各省田赋截留日益严重，南京国民政府对此采取了承认现实的政策。1927年中央财政会议通过“国地收支标准案”，明令田赋划归地方。田赋划归地方的理论根据是孙中山《建国大纲》的规划：“土地之岁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皆为地方之所有，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中国沿海及江南等经济富庶之地大都落入了日军之手，这就使得国民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关税、盐税、统税)锐减。1941年4月，国民政府决定：下半年起将各省田赋收归中央管辖。

——摘编自齐海鹏《中国财政史》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税一直是按照地亩的常年产量来征收的。1950年，农业税占当时财政收入的39%,1979年,这一比例降至5.5%,到2004年,更是降到不足1%。从2004年开始，中央决定免征除烟叶税外的农业特产税，同时进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工作。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农业税的取消，给亿万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又一次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摘编自刘涵《简读中国农业》

材料一 中国传统的乡村秩序就是一种“礼治秩序”。这种“礼治秩序”的显著特点是，“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乡钟”。宋以后乡村自治开始确立北宋中叶，乡约正式产生。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乡约是宋神宗展宁九年（1076）由吕大钩所制定的《吕氏乡约》，具体内容分为四大纲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性。”此后历代的乡的在内容和精神上均了治的思想。四为乡约的自治性，家代以后出现了村社自治组织，国家对乡村自治开始正式认可。明太祖朱元十分重视预防犯罪和法制宣传早在吴元年即令人将律今中与民间生活密切和关的部分内容单独辑出，加以解释，形成《律令直解》一书，并下发到各地，以使百姓知法而不再犯法。具体到乡村治理，在官箴书、家法族规、乡约和乡治文献中均蛋调在乡村自治、德治的基础上，必须遵守国法，强调国法的权威性。

——摘编自高学强《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沿革及其历史镜鉴》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从1928年起着手乡村治理改革。抗战前须布的《县组织法》，形成了乡村各级自治组织的雏形，激起了民间乡村自治实验的展开；1934年起保甲制的实施，维护了乡村治安，同时也加强了国家对乡村的拉制。1939年新县制的建立，标志着乡村自治的终结和国家权力对乡村治理完全控制的开始，南京国民政府的乡村治理是传统乡村治理向现代乡村治理的转折阶段，其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以及应对的策略与方案可为我国现代化乡村治理体制的建设授供良好的启示。

——摘编自于欣系《南京革今政府时期的乡村治理》

材料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土地政策的变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精髓的体现。在大革命时期，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北洋军阀及列强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农民土地的认识开始深化。进入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根本，是关乎中国革命的关键，“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保障了农民的权益，扩大了革命的基础。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动员和调动一切阶级和力量，在保障农民权益的基础上，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使农民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在解放战争时期，为进一步维护农民利益，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瓦解了封建土地制度，使农民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

材料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等文件进一步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一大二公”“大锅饭”的公社体制。并于1982年颁布首个中央一号文件，主要论述的是农业生产责任制，强调将土地产权分为所有权和经营权，所有权归集体，即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切实保护耕地和合理利用耕地，将经营权由集体经济组织按户均分包给农户自主经营，实现“两权分离”,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扩大了农产品的流通，使其惠及农民。

——摘编自孙玉滨《百年征程：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的发展探析》

材料一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为了农村赈灾和反共的政治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将西方传来的合作社思想付诸实践，开始用行政命令主动发起农村合作运动。在“救治农村”“调节农村金融”的口号下，通过政府的组织和宣传，将城市银行的剩余资金贷往农村，创办信用合作社。1928年，国民党中央执监会通过了《组织合作运动委员会建议案》，将其规定为国策运动之一。“经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提倡，始逐步具体化、普遍化，益以各方面的推动，合作事业之进展逐日形蓬勃矣。”但终因未能改变封建制度，农村合作运动未能起到挽救农业危机和复兴农村经济的功效。

——摘编自傅宏《论1927—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

材料二   国共十年对峙时期，为了解决中央苏区粮食极度缺乏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合作社，并设立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负责管理。1930年2月闽西根据地发布的《合作社讲授大纲》作为第一个向群众系统讲述合作社的宣传材料，提出了合作社的多项原则，如合作社以增进社员共同的经济幸福为目的，社员必须是自动结合的，等等。1932—1933年，苏区政府相继颁发了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等法律规则，推动了合作社的迅速发展。如他们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为调剂劳动力和耕牛以促进生产而自愿结合组建劳动互助社、耕田队和犁牛合作社等。1934年2月，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成倍增加，在反经济封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摘编自葛文光、李录堂《新中国成立前农村合作社的历史沿革及其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