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抗战时期，贵州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稳定和发展成为国民政府治理贵州的重心。然而，长期的军阀统治致使国民政府对贵州的控制和管理较为薄弱。随着战争的推移加强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控制，进而重建地方社会秩序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新县制”作为国民政府整理全国地方事务的重要举措，在贵州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得到了较为完整的推行。贵州实行“新县制”之后，在县级的辅佐治理人员中，科长、技士、督学、科员的数量均有所增加，而警佐、会计室主任、合作指导员等相关编制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在县行政人员中，县长是县行政人员的核心，“新县制”实施后，在贵州349名县长中，年龄21~40岁的县长有317人，40岁以上的有32人，具有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308人，其他为41人。

——摘编自李波《社会控制与秩序重建：抗战时期贵州“新县制”研究

材料   蒋介石凭借武力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为表明继续推进经济社会变革的决心和意志，他标榜继承三民主义，执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土地政策，并颁布了一系列土地政策和法规，在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然而事与愿违。表面看来是由于地方势力千方百计进行阻挠破坏而失败，究其根源还在于国民党自身的阶级属性，其难以代表人民的利益和中国农村农业现代化变革的方向。南京国民政府的土地改革要解决的是由于长期以来战争、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官员贪污造成的财政恶化问题。这种争夺地主利益的土地改革必然引起地主势力的强力阻挠。与此同时，国民党长期以来的军事失利、政治腐败、经济崩溃等因素也使全国上下对国民政府执政能力和政权存在的合理合法性产生质疑，不信任感持续攀升，对政府的离心力也不断增强。威信的缺失使地方军民包括国民政府地方组织机构，无视中央政令，不断抵制和破坏土地改革。

——摘编自周创奇《南京国民政府土地改革失败原因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