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进行了第四次币制改革：复申下金银龟贝之货，颇增减其贾直。而罢大小钱，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圜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布二品并行。又以大钱行久，罢之，恐民挟不止，乃令民且独行大钱，与新货泉俱枚直一、并行尽六年，毋得复挟大钱矣。

——摘编自周艳常《两汉货币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

材料二   在中国经济和政治内外交困的影响下，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终于出台了《施行法币布告》，规定新币制办法。从1935年11月4日起，发行法币的法定银行包括：中央、中国、交通银行。为了防止白银偷漏的局面，规定从此所有的商品和买卖都由法币支付，拒绝使用银元。全部白银收归国有以充作法币准备金。除上述三行以外，财政部曾经核准发行的银行钞票以及农民银行的钞票可同样使用。四大银行完全掌握了中国钞票发行权，中国货币发行实现了分散到集中。法币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在明确规定外汇价格责任的前提下可以无限制买卖外汇。

——摘编自许明霞《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研究：以非对称依赖为视角》

材料三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宣布人民币为合法货币，公布了用10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的比价。一些投机奸商、不法之徒等利用囤积的大量银元疯狂打压人民币。1949年5月28日，人民币与银元的兑换比价为600：1，而到了6月8日，这个数字竟变成了2000：1。不法分子狂妄叫嚣：“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但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华东局会议精神作了认真的安排与部署，陈毅市长指出：“要把这次行动当作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不打则已，打就要一网打尽”。行动当天，上海市工商界、新闻界连续发动声讨投机活动的舆论攻势，动员广大市民拒用银元；我隐蔽战线的指战员们也连续破获三起伪造人民币大案。通过这次金融风波，上海的社会形势得到了稳定。

——摘编自苗生《解放初大上海的银币之战》

材料一   18世纪的英国农业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史称“农业革命”，成为英国成功“起飞”的要素。“光荣革命”后议会以立法形式推动圈地，使土地高度集中于贵族等大土地所有者手中，农场的规模不断扩大。大土地所有者利用其资金和技术优势，对土地进行改良，使用新工具和技术、引进新作物品种，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例如铁犁、收割机、脱粒机等农业工具和机械逐步推广，引进了马铃薯、甜菜、甘蓝、三叶草等作物，增强土地肥力，化解冬春季节牲畜饲料短缺的问题，促进畜牧业的发展。据统计，18世纪上半叶，英国的谷物产量增幅达到11%，保障粮食的充足供应，还有部分谷物出口。羊毛产量从1695年的4000 万吨增长到1805年的9400万吨。大地产者、贵族还将土地的收益投入到运河的建设，开发矿山等经营活动中。小农无力进行这些改良，被逐渐驱逐出市场，慢慢的破产了，从而沦为农业工人或城镇劳工。

—摘编整理自钱乘旦《英国通史：第四卷转型时期》

材料二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本文以“信念—目标—情境—工具”这一路径来解读近代中国城乡关系演变。国家信念决定国家战略与发展目标，不同的情境和阶段性目标决定不同的制度安排；而不同发展阶段目标的转换、情境的变动以及工具的更替则归结为制度变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城乡关系演变如下图所示。

—摘编自张露《中国工农城乡关系：历史演进、基本经验与调整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