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世纪末的英国，越来越多曾被视为“奢侈”的商品和服务进入中等阶层生活，甚至社会下层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到奢侈消费中来，奢侈消费日益成为“没完没了争论的话题”。在大讨论过程中，“有益的奢侈”理论承认在所有社会等级中追求生活舒适和便利，同购买生活必需品一样有益。曼德维尔（1670-1705）更是将这场大讨论推向了高峰，他将奢侈品宽泛地定义为“一切并不直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东西”，公开反驳所有对奢侈的指控，认为奢侈是一项公共福利，奢侈品能够满足人们追求快乐的心理需要，人们沉溺于奢侈品能够推动商业的扩展和穷人就业。这场大讨论使人们不再从道德角度来看奢侈消费的问题，开始关注中等阶层甚至劳工的消费动机和消费实践。大讨论也使人们意识到，奢侈消费为产品革新和时尚与设计的变化提供了大量机遇。
——摘编自李新宽《18世纪英国奢侈消费大讨论》
材料二 近代中国，洋货凭借其质量与价格的吸引力，在市民追求社会地位与时尚潮流的过程中，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然而热衷于选购国货，并希望借此实现国强民富的观念也长期影响消费潮流。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积极举办国货展览会，并严令各省市总商会，国货商品必须冠以国货字样；社会上也出现了要求商店销售国货并禁售洋货的呼声；与此同时，中华总商会以及各地商会纷纷颁布有关国货销售的章程；当时的新闻媒体也在积极宣传国货；1932年，国民政府宣布将次年定为“国货年”。国货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对普通民众的消费习惯与消费行为的转变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摘编自谭玉秀、范立君《消费行为下的家国情怀——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货运动再思考》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17-18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消费观念的转变及其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20世纪30年代国货运动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近代英中消费观念转变进程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把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总结为以下十点：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这些经验饱含着成功和失败，凝结着鲜血和汗水，充满着智慧和勇毅，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历史实践的产物，历史奋斗的结晶，是历史规律的昭示。
——摘编自《全面把握“十个坚持”的历史经验》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党的奋斗经验中的一点或几点拟定一个具体论题，并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相关史实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一 夏朝，设有监察之官“啬夫”。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杂律》为惩治滥用职权等职官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自魏晋始，御史台脱离少府而成为完全独立的监察机构。唐代，尚书省左右仆射兼掌对御吏的监察。我国古代监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其标准大致包括品德、学识和经验三方面。如宋朝规定：“非曾经两任县令，不得除（授予）监察御史。”明朝谏官的职能由六科给事中取代，监察六部官员。清雍正年间，清廷取消了六科给事中执掌的封驳权，“以六科内升外转，始隶都察院”，都察院的监察职能进一步加强。清政府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台规》。至此，我国古代监察系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严密。
——摘编自张国安《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监察院是颇具特色的独立监察机关，它直接源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政制实验田里，基于中国传统的独立监察制度和源自西方的议会监察制度互相竞争。经过民国初年的探索与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监察院的实践，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将美国式的参议院制度与中国传统监察制瘦融于一炉，使得监察院无议会之名却有议会之实。这样中西合璧的制度探索受到很多批评，但无论如何，监察院制度的弊端并不构成废除独立监察制度的理由，源自中国传统的独立监察制度至今仍有重大价值。
——摘编自聂鑫《中西之间的民国监察院》
材料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不断高涨，我国监察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由试点到全国推行，提高了监察机关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了监察的无死角、全覆盖，整合了监察资源，形成了强大的反腐败合力，这是我国反腐败领域的一次重大创新，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一次重大变革。
——摘编自李凌云《新中国监察制度七十年的嬗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主要特征及其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南京国民政府监察制度形成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时代我国加强监察体制改革的现实意义。
材料一 隋唐的教育体制，基本是一种官学和私学相结合的体制，官学是主体，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教育体系；私学也有所发展，但要受到官学兴衰的制约。中央官学体系除为贵族服务的“六学二馆”之外，朝廷的有关部门还办有各类专业附属学校，如太医署、太仆寺、太乐署、太卜署就分别附设有医药、兽医、音乐、卜筮之类的专业学校。唐朝官学达到极盛，史称：“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类。儒学之胜，古昔未之有也。”
——摘编自冯天瑜《中华文化通史･隋唐五代卷》
材料二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展“恢复教育权”运动，要求一切外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在教育部登记，以及所有这些院校中的领导人都必须是中国国民。不久，国民党有关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的政治教育进入院校。另一政策是在全国加强或建立国立大学，直接由南京教育部监督。从1933年开始，政府发布法令，包括管理必修课、选修课和大学入学考试程序等事宜。此外，还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数，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科。虽然到1937年战争爆发时教学计划的调整尚未完成，但政府的努力已初见成效。
——摘编自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唐时期教育体制发展的特点，并说明其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京国民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措施，并简析这些措施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