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古代的国家安全观视“大一统”为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政治追求。各边疆少数民族也都普遍认同“统一”的政治观念，汉代的匈奴说自己的祖先是“夏后氏之苗裔”，唐代西域的突厥政权自称“桃花石”（即中国）。受“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也逐渐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东方封贡体制和宗藩观念。

——摘编自底蕴《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历史演变》

材料二：左宗棠主张海防和塞防并举。他建造福州船政局，注重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技工，强化东南沿海水师，十分重视沿海战略要地的军事防备。在收复新疆后，左宗棠加强了西北地区的军事防务，创办了兰州制造局和甘肃织呢局。他力主援越抗法，希望打破法国侵吞我国资源的企图。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左宗棠宣称“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目的是保卫国家任何一寸领土，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从而维护国家的安全。

——摘编自李风《左宗棠的国家安全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三：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党中央领导集体面临错综复余的新的安全局势创造的最新理论成果，“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是中国国家安全理论的最新成果。

——摘编自张志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意义》

材料   表中国人口迁移的类型(部分)

——摘编自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莆田人郑露“卜居南山，与群从、庄淑构书堂于其间”。唐宋以来，官僚和富户重金礼聘名儒而开设的家塾，宗族村社依托“祀田”收入兴办的族学社学，都是福建幼儿接受启蒙教育的常见渠道，而官方建立的举子仓也在保育之外兼施蒙学。朱熹《童蒙须知》、真德秀《家塾常仪》、陈淳《启蒙初诵》等蒙学教材，内容涉猎广泛，语言通俗易懂，注重以儒家伦理规范童蒙的视听言动。这些蒙学教材读物的大量刻印，离不开闽北建阳和闽西四堡这两个享誉全国的出版重镇。除了朱熹等理学大家之外，已有功名的进士举人，以及应试落选的老生寒儒，也构成了福建蒙学教育的师资来源。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教会“注重儿童事业而视为布道之良机”，创建规模不等的幼儿师范养成学校，尝试在厦门、福州等通商口岸创办幼稚园。在陈嘉庚等开明士绅的努力下，近代幼儿园引入蒙特梭利教育思想，户外配备滑梯、翘板、浪船等器具，室内摆放沙盘和积木箱等，强化儿童的感官训练，促进幼儿的身心发展。福建省教育厅一方面鼓励师范学校、高级中学等增设附设幼稚师范科，实施幼稚园教员的登记及检定办法，另一方面全面取消教会幼稚园的宗教课程，完善了对公立、私立、教会幼稚园的行政管理，并在《福建教育》等期刊设立“幼儿教育”专辑，持续推进幼儿教育的本土探索。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朱波《福建近代幼儿教育发展研究》

材料一：随着西欧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交易活动频繁，西欧中世纪的城市逐渐增多……与此同时，以工商业为主体的城市市民阶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为了更好地在域市里自由地进行商业贸易活动，他们反对名目繁多的封建性商品淡逸税以及一整套的封建枷锁，因此，这就迫使他们要与封建主们谈判争取政治和经济特权。……西欧有很多城市还举行过暴动要求获得城市的自主权。

                                                                              ——摘编自冯正好《中世纪西欧的城市特许状》

材料二：在中古时期的西欧，称雄一方的封建领主掌握着城市的司法权和行政权，他们想方设法地加强对城市的挖取和勤索。西欧城市兴起后，很快便展开了反封建领主的斗争。在英王亨利二世同封建领主的斗争中，英国市民坚定地站在了国王一边。在那些国王无力实现统一的国家里，中古时期城市则采用城市同盟的形式反对封建割据。米兰市民发动了武装起义，将大主教和封建贵族的军队逐出了城外，取得了自治地位；尼德兰的圣奥梅尔以每年支付30镑的代价，从领主佛兰德尔伯爵处换得多项特权，其中之一是行会成员和市民在迪克斯穆达混和格雷夫林斯的港口享有免税权。

                                                                                                      ——摘编自王斯德《世界通史》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较短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加之毛泽东的理论探索是在“左“倾思想盛行的大环境下进行的，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中也经历了一些曲折。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域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首先从农村开始，一方面是因为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很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农村与城市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且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农村占很大比重，使得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可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进行，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

——摘编自许经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回顾与思考》

材料一

材料二   隋唐开始的科举始终将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自隋唐以后，各代“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科举选官制度，使一些本来无立锥之地的平民书生，通过科场也得以晋升于官僚、贵族的行列。这样一来，在社会的等级阶层之间，必然出现等级中的升降甚至贵贱间的对流，这种流动性同时为那些原来既非官僚也不是地主的人步入官僚队伍，提供了可能性。

——摘编自胡平《试论科举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影响》

材料一   唐代借债人可以通过宅舍、田地甚至是牛羊、粮食等进行质押借贷。此外，借债人还可以通过保证人担保的方式借贷。唐代政府规定过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如果利息超过本金后再计息索债，或者计复利（民间称“驴打滚利”），则政府不予承认和保护。《唐律疏议》对于借款违约的情况作了详细规定。唐代政府禁止郡县官僚私人放贷，天宝九年（750年）政府下令；如郡县官僚放贷取利则先予免职，放贷所获收益收归政府；禁止家庭成员私自抵押家产借款以及向入境少数民族放贷。

——摘编自李莹、张兴胜《唐代的民间借贷》

材料二   宋代政府鼓励民间私人放贷，比如在灾荒之年，政府一般不进行放贷，而是通过私人放贷来帮助小农渡过难关。针对民间借贷行为中的高利贷、违法借贷行为，宋代政府则不断规范并进行限制打压。宋代民间借贷关系已经影响到社会各阶层，小农为借贷的主要群体，地主则为放贷的主要群体。商人、手工业者从事借贷活动的情况也非常多见。宋代有“京债”一说，指的是官员被任命后，在京师置办行装、支付旅费等借贷活动。还有部分退职官员由于俸禄降低，只好典当衣物、租借耕牛，自己从事农业生产来补贴家用。

——摘编自杨瑞璟《宋代民间借贷的特点与积极作用》

材料   从宏观的视角看，抗日战争是一场全面的民族解放战争，不仅打败了日本，消除了亡国的危险，还从盟国那里挣脱了不平等的枷锁，在国家主权的收复与巩固方面大有进展，获个不断提升的三级跳……在旧的国际体系解体之后，中国积极参与了新的国际体系的创立，并由此而在国际事务中担当重要角色。

——摘编自王建朗《大国之路的起点：抗日战争与中国国际地位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