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闽书》记载，明初以来，除提供征派差役依据之外，里甲“祭祀、乡饮、迎春等事，皆其措办”，清朝则增加了宣读圣谕、倡导互助等新职能。里长和甲首多以宗族为中心，控制族内的人丁和田产，根据实际需要设置相应职务，形成了相当严密的赋役共同体。明清统治者制定了不少乡村治理的律令条规，还允许各地的家训族规成为国家律令的补充。福建地方官府大多要求基层“粮户归宗”，即承认里长和甲首的世袭特权，承认致仕归乡官僚的社会影响力，承认乡村社会的宗族自治，从而维护“服赋役而隶版籍”的统治秩序。

——据郑振满《明清福建的里甲户籍与家族组织》等

材料二   中世纪晚期的英国，村镇、庄园、教区共同构成了乡村基层组织，它们之间各自独立履行职权，又相互牵制和争夺。在这种形势下，村民们得以开展自我管理，乡村管理者由村民集体选举产生。那些具有法律知识的乡绅逐渐跻身治安法官之列，而约曼（富裕农民）则逐渐成为陪审团的主体。大量乡绅和约曼家庭的子弟，逐渐占据财政部、枢密院、议会等中央机关的要职，挑战贵族对官职的垄断地位。村庄共同体逐渐摒弃了血缘关系纽带，形成基于地域的具有共同担当、共同抵御的集体意识。

——据侯建新《中英封建晚期乡村组织比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