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七月，司马光知谏院“以言事为职”，开始了他为时五年的谏官生涯。改革科举考试是司马光进谏的重要方面，是其吏治思想的具体体现。宋承唐制，先考辞赋，后考其他。司马光在《论举选状》中明确提出，科举选人应“以德行为先”，其次是经术，再次是政事（政治见解），最后才是艺能（辞赋）。“明经”一科向来考五经、九经的背诵能力，所以一些擅长背书的人往往高中，有治国安邦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反而会落选。司马光主张多出一些分析性的考题，把“明经”一科从死记硬背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当时的考官出题不求实际、只求奇巧，“或离合句读，故相迷误；或取卷末经注字数，以为问目”，使得百分之八九十的应试举人交白卷，偏离了科举取士的本意，而起了埋没人才、摧残人才的反作用。司马光对这一现象给予了抨击，明确提出应重选命题官，用“通经术、晓大义”的人来命题。

——摘编自宋衍申《司马光知谏院》

材料   1991年4月，日本在美国压力下向海湾地区派出扫雷部队。这是日本首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这次行动因为没有宪法和法律依据，引来了大多数国民的反对。为了创造有利于海外派兵立法的舆论环境，此次维和行动结束后，日本政府在国内不断宣传维和行动的成果。199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标志着日本为在联合国名义下实现海外派兵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该法限制性规定日本自卫队在参加维和行动期间禁止执行诸如监督停战、收缴武器等主体业务，仅能执行诸如医疗、抢救灾民、运输、通讯等维和部队附随性业务。后来，通过修正案，追加了国际监督选举活动、人道救援物资运输任务，同时放宽了武器使用的限制。此后，日本先后向安哥拉、柬埔寨、莫桑比克、萨尔瓦多、卢旺达、叙利亚、以色列、洪都拉斯、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派出人员参与维和行动。

——据张晓磊《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政策评析》

材料在中国古代这样漫长的过程中，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两个高峰。一个是《史记·货殖列传》所述及的那段时期，即从陶朱公“三致千金”之时起（陶朱公即春秋末期范蠡），到汉武帝行算缗令、“中家以上大抵破”时止，上下三百数十年间的商品经济大跃进。另一个高峰是大约从唐开元前后起，到宋代末叶止，上下也达三百数十年。前一个高峰时期的大宗商品是盐铁，所以大跃进过后便出现《盐铁论》那样的名篇，后一个高峰时期的大宗商品以茶叶最为突出，所以当其在市场上异军突起之际，便有《茶经》那样的专著。

——摘编自李埏《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两个高峰》

材料   什么是“中世纪”？这个概念直到启蒙运动时才使用，指的是在西方文明的发展中，有一个光辉灿烂的古代，又有一个光芒四射的现代。但在两者之间却有一个没有光明，一切都停滞落后的时代，这个时代延续了一千年之久。他们把这个时期叫做“中”世纪，也就是处在“光芒”和“光辉”中间的一段，又被称“黑暗的中世纪”。     

——钱乘旦《西方那块土》

材料   1730年，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巴多明在一封信中写道：“先生，我和您一样，都认为中国科学的停滞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但我并不归咎于中国人的精神材质。许多原因会合在一道起阻碍科学进步的作用。首先，凡是可能在此方面取得成功的人将得不到任何报偿。要使科学在中国发达，要许多皇帝持续地优待创新之士。第二个原因就是里里外外没有刺激与竞争。假如有一个独立的中国邻邦研究科学，中国人也许可以从他们的昏昏欲睡中醒过来；内部也无竞争，其原因就是研究天文绝不是走向富贵荣华之路，而是要考中进士，为官进爵。”

——摘引自韩琦《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科学停滞原因的分析》

材料一   袁政府接受“二十一条”被国人视为奇耻大辱。（1915年）5月9日，北京总商会通电全国各省商会，痛陈“我国民苟欲自列于人类，五月七日之耻，此生此世、我子我孙，誓不一刻相忘！今请自本年五月七日始，我四万万人立此大誓：共奋全力，以助国家。”数日之间，北京总商会的通电在全国各地散发，各主要报章无不一再疾呼“勿忘国耻”！不仅报纸、墙上、商标上、信笺上到处可见“勿忘国耻”四字。一时间，国耻茶壶、国耻花瓶、国耻扇、国耻摄影等，无所不有。另一方面，在此全国群情激愤之时，纪念国耻的活动有时也流于形式：杯箸上刻国耻纪念而花酒照样吃；舞台广告皆书国耻字样而戏照样看；特别是麻将牌刻上国耻纪念后照样打。无怪乎有人叹息道：如此乐不可支，则对国耻其实又“愤于何有”。

     ——摘编自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

材料二   表2 国民政府国耻纪念大事表

——易图强《新中国畅销书与时代变迁关系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