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张寒晖，人民艺术家，与洗星海、聂耳并称“音乐三杰”。1925年，张寒晖在北平国立艺专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寒晖用古老民歌《三国战将勇》的曲谱填写了《可恨小日本》，还以《满江红》的曲调填写了《告我青年》，号召青年“激奋进，齐赴国难”。1936年夏，张寒晖到西安北城门外东北难民集中的地区走访，与东北军的官兵和家属攀谈，听他们控诉“九一八”日本鬼子的罪行，以及对故乡、亲人的思恋。他利用家乡独特的地方戏——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结合慷慨激昂的河北梆子进行谱曲，创作了震撼人心的歌曲《松花江上》，一经面世，即被疯狂传唱。之后，在陕西省委接应下，他进入陕甘宁边区。从陇东民歌《磨炒面》的曲调中得到灵感，1945年他填词创作了著名的《军民大生产》，曲子清新明快，歌词生动活泼。该歌曲后改为表演唱，并设计了一套舞蹈动作，在前线慰问时，受到了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

——摘编自延安日报《张寒晖：人民艺术家》

材料一   春秋时期大多鼓励人口增长，与之不同的是，商鞅注重人口调查，是历史上组织全国范围人口调查的第一人。他理性地看到了人口与土地之间存在着矛盾，强调人与地的对比关系。汉代徐干提出：“国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审民数乎!”宋以降，人口问题突显，苏东坡有“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然以今之法观之，……非徒无益于富，又且以多为患。”的论断。马端临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人口质量问题，指出：“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轮嘉时期中国人口快速膨胀，学者洪亮吉在其《治平篇》《生计篇》中，看到人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的相互依存与相互制约关系，提出“天地调剂之法”与“君相调剂之法”解决人口问题。

——摘编自吴洁生《中国20世纪以前人口资源环境思想探要》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在政策和舆论上主张积极、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创造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世界“奇迹”。“鼓励”性人口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过快增长与社会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不断凸显，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计划生育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辨证地看待“人口众多”的两面性，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战略任务，以人均水平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将提高人口素质作为增强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人口形势新变化，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规律，作出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决策，我国人口工作思路和方法实现历史性转变。

——摘编自尚旭辉《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研究》

材料   1949年12月，农业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把推广良种作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之一，并制定了《五年良种普及计划（草案）》，动员广大农民选育优良品种。到农村改革前，基本形成了县良种场为核心、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良种场为桥梁、生产小队种子田为基础的三级良种繁育体系。1978年4月，国务院批转了农林部《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报告》，批准在全国建立省、市、县三级种子公司。2000年《种子法》实施之后，大量民营种子企业开始出现；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快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出台，引进了一批优良品种、种质资源，也吸引了部分育种人才。经过长期的发展，海南、甘肃、四川三大国家级制种基地和152个制种基地县，保障了70%以上农作物用种需求；240家核心育种场和9500多家扩繁基地能够保障全国3/4的畜禽用种需求；934家水产原良种场及育种中心提供了40%的水产苗种。农作物种子年进口量约占国内用种总量0.1%，且以蔬菜种子为主。主要农作物和畜禽品种具备核心竞争力或种源可控，如果出现极端断供情况，总体上也不会出现“卡脖子”现象。

——摘编自孔祥智《必须彻底解决种质资源“卡脖子”问题》

材料一   民国初年北京政府顺应工商界的要求，先后制订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法规。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京政府时期颁布的76项经济法规中，内容包括工商矿业、农林牧渔、交通运输、银行金融、权度、税则、经济社团等方面。张謇言：“当此各业幼稚之时，舍助长外，别无他策。而行此主义，则仍不外余向所主张之提倡、保护、奖励、补助，以生其利，监督制限，以防其害。”上述立法原则与经济政策导向在民初大体得到了遵循。后袁世凯时期，军阀派系争战不断，北京政府权威尽失，在经济法制体系建设方面乏善可陈，更遑论有长远规划与建设。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二   1992年，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以此作为改革目标。1993年修改宪法时，将1982年《宪法》第15条中“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亟需商事立法的规范，自九十年代以来，商事立法驶入高速行驶的快车道”，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商事法律密集出台。经济法制建设的立法理念与市场经济观念高度契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立法理念基本被挤出立法过程。加入WTO为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经济法制与国际规则“接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世贸规则倒逼国内法制改革，我国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开展大规模修法和法规规章清理工作，涉及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19万件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摘编自陈甦《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与经济法制的互动发展》

材料   赵过是汉武帝时期著名的农业科学家、机械发明家和新技术推广者。他善于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创立了一种新的耕作方法，叫作“代田法”。代田法来源于畦种法，但又有所发展，这种方法的科学价值首先在于可在同一块耕地上将农作物进行轮休，把用地和养地结合起来；其次是农作物长成以后，作垄的地形成通风走廊，提高了光能利用率。赵过代田法的开沟，需要使用的人力劳动强度太大，因而很难完成，于是他顺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创制“耦犁”，推广牛耕。赵过创制的“耦犁”，耕作时采用“二牛三人”组合，他这次推广牛耕，先关中而后边远地区，配合以先进的耕作工具，效果十分显著，牛耕逐渐普及。在赵过的农具改革系列成果中，最能体现农业技术水平的是耧车的发明。耧车是一种播种农具，类似今天的条播机，比东汉辽东地区二牛六人的耕作法省人力5人、牛1头，耕作效益提高了3倍。

——摘编自陈正奇《西汉农业技术改革家赵过》

材料   宋襄公，公元前650年-前637年在位。身为嫡长子的襄公，在父亲宋桓公病危之际，请求父亲改立长且仁的目夷为太子，目夷推辞不受。襄公即位后，让目夷做大司马，主管全国军政。齐桓公死后，襄公想要继齐而霸诸侯，此时正值齐乱，襄公便到合曹、卫、邸三国伐齐平乱，立了齐孝公。在执滕子、灶郐君、伐曹国等一系列军事行动后，襄公图霸之志愈坚。曾三次主持诸侯之盟，但他的霸主地位并未得到诸侯承认。此时齐已衰，晋未兴，宋称霸的障碍是楚。前639年，襄公欲盟于孟，召楚。楚王怒曰：“号我，我将好往袭辱之”，遂行，至盂，遂执辱宋公，宋楚矛盾激化。次年，两国战于泓，在楚军渡河后列队混乱之际。襄公说"君子不鼓不成列”“不以阻隘”“不重伤”，致使坐失战机，宋军大败，襄公伤股，于次年郁郁而亡。

汉代《白虎通·号篇》曰：“宋襄代齐。不搞二毛（有白发的人），不疑不成列。”《春秋传》曰“虽文王之战，不是过。知其霸也”宋襄公遂跻身传统五霸说之列。

——摘编自刘浦江《“春秋五霸”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