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浅议我国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的创立者——禹》 |
| B．《趣谈周武王与分封制》 |
| C．《论隋唐三省六部制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
| D．《论清代丞相与军机大臣的权力制衡》 |
材料 张寒晖，人民艺术家，与洗星海、聂耳并称“音乐三杰”。1925年，张寒晖在北平国立艺专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寒晖用古老民歌《三国战将勇》的曲谱填写了《可恨小日本》，还以《满江红》的曲调填写了《告我青年》，号召青年“激奋进，齐赴国难”。1936年夏，张寒晖到西安北城门外东北难民集中的地区走访，与东北军的官兵和家属攀谈，听他们控诉“九一八”日本鬼子的罪行，以及对故乡、亲人的思恋。他利用家乡独特的地方戏——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结合慷慨激昂的河北梆子进行谱曲，创作了震撼人心的歌曲《松花江上》，一经面世，即被疯狂传唱。之后，在陕西省委接应下，他进入陕甘宁边区。从陇东民歌《磨炒面》的曲调中得到灵感，1945年他填词创作了著名的《军民大生产》，曲子清新明快，歌词生动活泼。该歌曲后改为表演唱，并设计了一套舞蹈动作，在前线慰问时，受到了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
——摘编自延安日报《张寒晖：人民艺术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张寒晖音乐创作成就突出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艺术作品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意义。
材料一 春秋时期大多鼓励人口增长，与之不同的是，商鞅注重人口调查，是历史上组织全国范围人口调查的第一人。他理性地看到了人口与土地之间存在着矛盾，强调人与地的对比关系。汉代徐干提出：“国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审民数乎!”宋以降，人口问题突显，苏东坡有“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然以今之法观之，……非徒无益于富，又且以多为患。”的论断。马端临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人口质量问题，指出：“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轮嘉时期中国人口快速膨胀，学者洪亮吉在其《治平篇》《生计篇》中，看到人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的相互依存与相互制约关系，提出“天地调剂之法”与“君相调剂之法”解决人口问题。
——摘编自吴洁生《中国20世纪以前人口资源环境思想探要》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在政策和舆论上主张积极、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创造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世界“奇迹”。“鼓励”性人口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过快增长与社会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不断凸显，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计划生育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辨证地看待“人口众多”的两面性，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战略任务，以人均水平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将提高人口素质作为增强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人口形势新变化，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规律，作出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决策，我国人口工作思路和方法实现历史性转变。
——摘编自尚旭辉《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人口思想的主要特点，并简析导致宋以后人口思想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七十年代我国人口思想带来的积极作用，如何理解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的发展变化。
材料 1949年12月，农业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把推广良种作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之一，并制定了《五年良种普及计划（草案）》，动员广大农民选育优良品种。到农村改革前，基本形成了县良种场为核心、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良种场为桥梁、生产小队种子田为基础的三级良种繁育体系。1978年4月，国务院批转了农林部《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报告》，批准在全国建立省、市、县三级种子公司。2000年《种子法》实施之后，大量民营种子企业开始出现；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快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出台，引进了一批优良品种、种质资源，也吸引了部分育种人才。经过长期的发展，海南、甘肃、四川三大国家级制种基地和152个制种基地县，保障了70%以上农作物用种需求；240家核心育种场和9500多家扩繁基地能够保障全国3/4的畜禽用种需求；934家水产原良种场及育种中心提供了40%的水产苗种。农作物种子年进口量约占国内用种总量0.1%，且以蔬菜种子为主。主要农作物和畜禽品种具备核心竞争力或种源可控，如果出现极端断供情况，总体上也不会出现“卡脖子”现象。
——摘编自孔祥智《必须彻底解决种质资源“卡脖子”问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种业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改革开放对种业发展的影响。
材料 几乎没有人否认，欧洲人所谓的新旧世界之间全新而复杂的交往已经变成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不断的人口迁移，世界范围的贸易运动，以及不同文化的交叉相遇而产生的令人迷惑的经历，都标志着现代世界史的真正开始。新的富裕商业阶级在欧洲大西洋沿岸成长起来，海军成为决定性力量。欧洲由于引入了美洲的马铃薯而人口增加，欧洲人民依赖糖和烟草等进口商品。与此同时，各个文明地区日益与跨大西洋的经济体系连接在一起，当欧洲士兵、商人和传教士进入这些地区时，美洲和非洲的人民也为保卫自己正在发展的文明和各种习俗而斗争。
——摘编自乔·科尔顿等《现代世界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文明的交往”，拟定一个具体论题并简要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民国初年北京政府顺应工商界的要求，先后制订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法规。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京政府时期颁布的76项经济法规中，内容包括工商矿业、农林牧渔、交通运输、银行金融、权度、税则、经济社团等方面。张謇言：“当此各业幼稚之时，舍助长外，别无他策。而行此主义，则仍不外余向所主张之提倡、保护、奖励、补助，以生其利，监督制限，以防其害。”上述立法原则与经济政策导向在民初大体得到了遵循。后袁世凯时期，军阀派系争战不断，北京政府权威尽失，在经济法制体系建设方面乏善可陈，更遑论有长远规划与建设。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二 1992年，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以此作为改革目标。1993年修改宪法时，将1982年《宪法》第15条中“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亟需商事立法的规范，自九十年代以来，商事立法驶入高速行驶的快车道”，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商事法律密集出台。经济法制建设的立法理念与市场经济观念高度契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立法理念基本被挤出立法过程。加入WTO为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经济法制与国际规则“接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世贸规则倒逼国内法制改革，我国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开展大规模修法和法规规章清理工作，涉及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19万件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摘编自陈甦《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与经济法制的互动发展》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时期经济立法与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立法的异同，并分析民国初年经济立法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立法的影响。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对当前中国经济立法的认识。
材料一：清初，针对满洲贵族依仗特权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谕令禁止；刊税例木榜于各关，“并商要往来之孔道，遍行晓谕”，对“私行滥收”的官吏“依律治罪”，以促进全国各地商品的流通。康熙中期以后，清政府在工商业领域实行商专卖政策，这种封建王朝垄断控制工商业的形式，较之明代弊端丛生的官专卖制有了明显改进，国家变直接干预经济为利用专商间接遥控。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不能超越作为地主制经济补充的界限，否则就要危及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因此清政府便用榷关、牙行和行会制对民间商业进行控制。允许适当发展，又不允许超过限度，清前期的主要手工业品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与市场的关系，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有了一定的发展。
——据李绍强《论清代主要手工业产品与市场关系》
(1)根据材料一，指出清前期工商业管理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特点的社会成因。
材料二 原本中国古代的城市以城为主，纯粹体现工商贸易功能的市镇，要到唐宋之际才出现，而明朝中后期是一个高峰。尤其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地区的许多著名市镇，都是在那时形成的。这些市镇中的居民，已经从农业人口中分离出来，大多从事纺织业。工商集贸性质市镇的兴起，使得农业人口与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变化。而流向城市的大量游民，又成为雇佣工人的后备队伍。城市和商业进一步繁荣，具有明显经济职能的城市在增加。到清朝前期，广东佛山镇在内的“天下四大镇”在专业性市镇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兴的城市。
——摘编自刘芃、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江南市镇的特点。简析明清商品经济发展对中国社会转型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西汉承袭了秦的户籍制度，与此同时又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以使土地得以充分有效的利用，从而保证国家有充足的赋税收入。汉政府表彰累世同居，法律禁止父母健在的情况下子孙分门立户，魏晋时期，政府颁布了“户律”，实行编户齐民，将户籍管理法律化。宋朝实行都保制，王安石变法时期又实行保甲制度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宋朝有最为典型的特权户籍"官户”，它可享受荫补（即做官的资格），减免某些税收，差役免除和减免刑法等特权。元代以后，工匠被编入专门的户籍叫“匠户”。明代以户帖制与黄册制登记户口，将户口、土地和赋税三者合一。在管理上，明朝实行里甲制，严格限制人口的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处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清朝康熙之后，随着“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赋税和户口之间的关系被土地所取代，户籍申报编制的经济意义降低。随着保甲制度在全国范围的广泛建立，乾隆三十七年，取消五年一次的户口编审制度，代之以通过“岁计”了解各地户口增减情况，淡化了户籍的赋税功能，而强化了政治控制功能。
——江立华《我国古代的户籍制度及其特点》
材料二 中国古代的人口统计都是以户口为调查对象，而掌握户口数的主要目的是征收赋役，因此政府在统计时只限于设置郡县的地区。普遍存在的户口隐匿和人户逃亡也降低了户数统计的准确性。明清时期，户籍与赋役逐渐脱钩，但百姓依然以少报或漏报为宜。
——摘编自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1卷）
材料三 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四川遭受了多次战乱、天灾及瘟疫，境内人口锐减，耕地大量荒废。当时四川人口大约只有50万，达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在此情况下，清政府实施“移民垦荒”政策。尤其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政府明确规定四川荒地归移民所有，全国掀起了移民入川的浪潮。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四川移民已达632万人。到嘉庆末年，四川人口更是达到2000多万，全国最多。这次移民中，湖北、湖南的最多，故称“湖广填四川”。大规模的移民使四川农业生产力迅速恢复。“五方杂处”的环境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四川移民文化，如川剧。同时湖广填四川改变了汉唐以来由北向南移民格局，开创了由东向西大移民的先例。
——摘编自陈世松《大变迁：“湖广填四川”影响解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人口统计不准确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朝前期“湖广填四川”的特点，并简要说明其影响。
材料一 文学作品中的“士不遇”主题滥觞于汉赋。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在积极入世过程中，他们遇到了政治挫折，于是作赋铭志如，如贾谊的《吊屈原赋》，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等，形成了“士不遇”文学的雏形。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的“士不遇”人生经历，既意味着一种人格的蹂躏和自由的扼杀，有标志着一种最沉重的忧患和最高层次的生命体验。沉重的人生苦难强烈刺激了他们往昔平和的心境，使他们关注对象由社会转为自我，思想性格由外向变为内收。
——摘编自王进明《西汉“士不遇”赋透析----以贾谊、董仲舒、司马迁为研究对象》
材料二 宋代知识分子人数众多，在社会上形成势力，他们作为政治上的一支独立力量有十分明显的表现。文彦博反对新法，对神宗道：“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道：“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绍兴八年（1138年）监察御史方庭实向高宗上奏，反对向金人议和，其中有言：“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咸淳三年（1267年）御史刘黻提出：“天下事当与天下人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随着士大夫“共治与”意识的产生，他们中的许多精英分子不仅奉公守法，勤于政治，怀有一定民本思想，而且在政治上发挥了更多的主动性，有时甚至可以与帝王的个人意志相抗衡。
----摘编自何忠礼《论宋代士大夫的“共治”意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代前期“士不遇”赋产生的社会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宋代士大夫“共治”思想的主要表现及形成的主要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共同的价值追求的.
材料一 当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消解了贵族对血缘和宗法纽带的神秘感时，政治的危机就会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普遍进行变法活动，以图加强国家力量，同时中央集权也发展起来……那种宗法血缘与政治关系互补型的国家形态——分封制已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必须对此进行改革，使之向纯粹的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社会过渡。而郡县制正是顺应这种大趋势创造并选择的一种新的国家治理方法。
——摘引自王明德《论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
材料二 他（秦始皇）废除了所有的封建国家和王国，将广阔的国土划分为若干行政区，每一行政区都配备一批由中央政府任命，并向中央政府负责的官员。他还解除了除他自己军队之外的所有士兵的武装；下令迁徙各国的旧贵族到首都，以监视他们。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 唐代科举是一种荐举性质的考试制度。宋初围绕消除荐举因素，对科举考试规则进行了一系列的细化完善。由多名考官分工负责，考官实行锁院制，考官及考试相关人员亲属实行别试，特别是对考生试卷实行糊名和誉录的办法，取消公卷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使得科举考试变成了“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纯粹考试制度。
——摘编自卓进、蔡春《论唐宋科举考试性质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转型的原因和表现。
(2)据材料二，指出秦始皇在全国推行的地方行政制度是什么？这一制度与西周的地方行政制度相比有何突出特点和进步意义？
(3)据材料三，指出宋代科举考试规则变化的主要环节，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种考试制度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