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中国历史上，禁酒和发明酒一样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大禹王时期就曾因人们嗜酒而下令禁酒，周公时为防人们因嗜酒而“伤德败性”特作酒诰以禁酒。但酒已成为人们宴客娱乐的必需品，故禁而不止。汉朝初年，国家开始推行垄断酒类买卖的榷酒制度，同时因酒耗民食，政府也往往在荒年之时或灾荒地区推行禁酒政策，后世多效行之。清代乾隆年间实行大规模、持续性酒禁，酒禁推行过程中争议不断，推行成效也未达预期。

乾隆二年（1739年）五月，针对生齿日繁民食日艰的严重局面，乾隆专门谕令直隶等江北五省“烧锅（开设作坊造酒）之事当永行禁止”，违禁私造之人及贿纵官员“从重治罪”，对失察地方官“严加处分”。然而此议一出，立即遭到刑部尚书孙嘉沧的上疏反对。孙嘉沧认为“烧酒之禁”不仅会造成老百姓转向耗费细粮的黄酒造卖，使得酿造烧酒的高粱等粗粮闲置而酿造黄酒的细粮吃紧，影响民生，还会导致官吏索贿枉法而加重百姓负担。孙嘉沧主张烧酒之禁“宜于数岁而不宜于丰岁”“禁于成灾之地而各地不必通行”。五省督抚意见虽有分歧，但基本上都反对“一概禁绝”，主张严禁大规模作曲贩卖，杜绝大规模造酒。

（在“严禁”和“宽禁”的争议中），在皇帝的反复谕令和不断督察下，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宽禁”，并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犯禁处罚条规，然而禁酒的效果却并不理想。除少数地区执行比较严格外，大部分地区则是时紧时松，阳奉阴违。“因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五省之民，执此业者不可胜计”“虽经严禁，终莫能断绝也”。乾隆十六年（1751年），严禁政策有所松弛。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部分地区恢复了烧锅税。

                                     ——综合摘编自陆连营《浅议清代乾隆年间的禁酒政策》和牛贯杰、王江《论清代烧锅政策的演变》

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材料   1951年10月解放军入藏，1952年成立西藏军区。中央人民政府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和极为宽容的政策，针对西藏长期受到神权统治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级组织和工作人员开展了耐心细致的群众工作，赢得了爱国上层人士、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西藏和平解放初期，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提供通过免费医疗和消除传染疾病、兴修水利、架桥修路、抢险救灾、发放无息贷款、赠送良种农具、放映电影、以工代赈等方式，积极为群众办好事，开展了艰苦细致的工作。1959年3月开始，中央政府果断决定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彻底平息叛乱，同时坚决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在80万人口的农业区、28万人口的牧业区，采取不同措施废除封建特权和农奴制度。在城镇发动群众开展反叛乱、反封建制度、反封建剥削、反封建特权和减租、减息运动等，保障了城乡供应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

材料   祁建华（1921-2001年）中原大学毕业后，投身革命。他目睹大多战士目不识丁的现状，深感忧虑，于是利用工作之余，结合自己早年任教的经验，尝试利用注音符号进行集中识字，因其效果显著而引起所在部队领导的注意。1950年初，全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学习运动。此时，祁建华被调任“训练队”担任专职文化教员，开始改进并完善“速成识字法”，同时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实验。1950年8月，贵州省军区决定全面推广他的“速成识字法"，祁建华“速成识字法”由此创立。1952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专题社论《普遍推广速成识字法》，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利用“速成识字法”。1953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进，合作社对社员文化水平的要求逐步提高，文盲问题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顺利开展产生了直接影响。为此，中央和地方大力开展农村扫盲教育，扫盲运动迎来了高潮。此后的“速成识字法”实验尽管退潮，但它在成人扫盲工作中仍不失为主要方法之一。

——摘编自喻本伐等《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扫盲实验》

材料   咸平二年（999）正月诏书：“如闻榷茶之所，官不售者，必毁弃之，斯可惜也。自今令第其品而受之，轻其价而出之，使物无弃而民获利"。诏书中所说的“榷茶之所”是官营茶场。

咸平三年（1000），杨允恭建言：产茶之地，民输赋者悉计其直而官售之，精粗不校，咸输榷务。商人弗肯，久而不鬻，官即焚之。今请均其色号、以年次给之。真宗“许之”。真宗即位之初，由榷货务总领茶货购销造成的问题依然存在，其最突出者，即茶户长途运输的困难。咸平三年，他下诏茶户可以就地缴纳茶货。景德三年（1006），因主管部门“制茶事过为严急”，真宗上谕说茶货采摘不易，对茶户所呈交合格产品，官府应按其等第收购，不合格也要按价支付官钱，如只认可精细合格茶品，则伤害茶户利益，茶户多贫民，如茶叶交售受损则可能聚为寇盗，故此等事宜务必灵活处理。禧元年（1017）五月，他甚至还发诏令“福建路买纳民茶，斤增十钱”。

——摘编自李世忠《论宋真宗的茶政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