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法律宣教在历朝历代的不断重视下，逐渐形成了其特有体制与独特优势，有效促进了法律知识的普及与伦理教化功能的实现。简单的生产生活方式只需简单的法律法令即可，因此．中国古代的法律宣教，便遵循这一“简本普及”传统。具体实施中，针对儿童有注重教化的“蒙学教育”；针对德高望重之人．有隆礼重德的“乡饮酒礼”；针对官吏，有朝廷重视的“明法律令”。自战国以来，法律考核在商鞅的主张下极其严苛，掌法官吏在回答其他官吏或百姓的咨询时，必须按法定程式回答。此外，明清两代都规定百官必须熟读法律，京师内外各部门官吏都要接受其上司的法律考核，倘若不能通过则受到惩罚。

——摘编自谢宝仪《中国古代法律宣教制度的优势与当代借鉴——以基层普法为视角》

材料二   中国古代皇帝既是口衔天宪的最高立法者，还是最高的司法权威。而西方从古希腊起，不同的权力中心同时共存有很长的历史，因此．西方法系总体上是由多个法律体系组成的组合性系统。在法律结构方面．古代中西方法律都在奴隶制和封建制下维护不平等的身份等级秩序；但西方法律传统在文艺复兴及近代法律变革之后，出现了平等化、非歧视化的浪潮。在法治终极目标方面，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注重实质正义的实现，以结果平等、社会关系和谐为目标；西方法律传统则注重程序正义，通过诉讼解决纠纷是其主要的目标实现方式。在法治认识论方面，中国古代个人依附在家庭和国家之下；西方法律传统更看重个人，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是法律关系的基石。在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模式方面，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提倡德主刑辅、礼法并重、宽猛相济；而西方法律传统特别是中世纪以降，长期采取宗教至上、法律为辅的社会治理方式。

——摘编自冯玉军《中西法律文化传统的形成与比较》

秦汉时期的乡里豪民在秦汉文献中，多有““豪民”“豪强”“巨姓豪强”“兼并之家”等记载，活动范围主要在乡里，故称之为“乡里豪民”。

◆乡里豪民的主要构成

一是六国贵族。秦统一六国后，虽然统治者以各种形式抑制其势力的发展，但他们仍得以残存和潜伏下来。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他们蜂拥而起，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西汉政权巩固后，虽然进行了消除异姓王的斗争，但六国势力并未被彻底消灭。他们役财骄溢，或至兼并，甚至武断乡曲。

二是兼并之家。自战国以来……一部分人依靠自己的经济、政治或宗法势力兼并土地，渐至豪富……至东汉时期，许多乡里豪民已拥有大批徒附、部曲，在其羽翼下已汇集了一股与中央集权背道而驰的离心力量。

三是富商大贾。秦汉时期出现了“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局面。西汉中叶以后，富商大贾拥资雄厚，他们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不可胜数。

◆国家对乡里豪民的抑制秦始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汉武帝元朔二年，“徙郡国豪杰及营三百另方以上者于茂陵”。

西汉统治者曾派酷吏对豪民严厉惩治。在酷吏摧折豪强的同时，武帝时还以刺史分刺各州，“六条问事”。六条中的第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第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贿，割损政令”均涉及到乡里豪民。汉武帝时期实行盐铁专卖、算缗、告缗、均输平准、更钱造币都是抑制豪民的重要经济措施。

——摘编自仝晰纲《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

材料一   17世纪中后期，明清易代，长期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破坏，明末活跃的社会文化思潮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土壤。清王朝通过严酷的文化政策，实现了皇权对真理的垄断。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清初学者致力于文化的保存和儒学的重建。

——摘编自王博《明末清初史学思想的衍变》

材料二   黄宗羲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命题，其中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天下是由君王一人独断；二是君民平等，君的权力来自民，君由民推选出来为天下兴利除害，因此人民共有，非君王私有，三是天下大事应由人民主宰，不应必须尽心尽力为君服务。黄宗羲还借“古先圣王”之口对本末问题作了新诠释。他认为圣人所说“崇本息末”，是崇尚礼治，而禁绝巫蛊、佛事、倡优、奇技淫巧之类不切民用的末业，非贬抑工商之类有利民生的本业。“工商皆本”主张是对千百年来“重农抑商”政策的历史性批判，反映了发展商品经济的强烈要求。

——摘编自吴光《黄宗羲的思想创新及其当代启示》

材料—   在拉丁美洲，西班牙广泛推行反动的殖民政策，对殖民地实行“分地”和“监护”制，任意用抓“加勒比人”的名义逼印第安人成为奴隶或去矿井、种植园服苦役。16世纪上半叶，印第安人每年被屠杀1200至1500万人；西班牙入侵时，海地人口约6万人，至1548年时仅剩600人。西班牙殖民者在1545—1560年平均每年从美洲运到西班牙的黄金达5500公斤、白银达246000公斤。殖民者还利用天主教和所谓的“异端法庭”来奴役、压迫印第安人。

——摘编刘明翰、陈月清《郑和七下西洋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贡献》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发生的商业革命和殖民扩张所造成的各种后果，集中到一点，便是资本势力的增长，一个新兴的拥有资本的阶级——资产阶级——首先从西方登上历史舞台。西欧国家的银行家、商人和工场主的地位蒸蒸日上，他们注定要通过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统治，由此加速西方社会经济的根本变革，并且影响整个世界。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资源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为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

材料一   新石器时代，随着黄河流域各部落以及部落集团之间的往来逐渐频繁，逐渐形成了夏、商、周三族，并先后建立了夏、商、周三代王朝。三族不断融为一体，产生了共同的文化认同。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发展。在民族大迁徙、大杂处、大交融的环境中，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诸子学说的争鸣竞长，促进了早期中华文化的发展。

——摘编自陈连开《中华文化的基本特点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弘扬》

材料二   中华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地理等条件下形成的，其过程中没有经历过被强行嫁接或重新塑造，因而有着自己相对独立与完整的文化体系。中华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数不清的思想大家、文化学者，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宝库。中国文化主张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对外来文化不是排斥与拒绝，而是吸收与创造，从而不断地充实与丰富自己。

——摘编自张连珍《中华文化的内涵及其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