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法律宣教在历朝历代的不断重视下，逐渐形成了其特有体制与独特优势，有效促进了法律知识的普及与伦理教化功能的实现。简单的生产生活方式只需简单的法律法令即可，因此．中国古代的法律宣教，便遵循这一“简本普及”传统。具体实施中，针对儿童有注重教化的“蒙学教育”；针对德高望重之人．有隆礼重德的“乡饮酒礼”；针对官吏，有朝廷重视的“明法律令”。自战国以来，法律考核在商鞅的主张下极其严苛，掌法官吏在回答其他官吏或百姓的咨询时，必须按法定程式回答。此外，明清两代都规定百官必须熟读法律，京师内外各部门官吏都要接受其上司的法律考核，倘若不能通过则受到惩罚。

——摘编自谢宝仪《中国古代法律宣教制度的优势与当代借鉴——以基层普法为视角》

材料二   中国古代皇帝既是口衔天宪的最高立法者，还是最高的司法权威。而西方从古希腊起，不同的权力中心同时共存有很长的历史，因此．西方法系总体上是由多个法律体系组成的组合性系统。在法律结构方面．古代中西方法律都在奴隶制和封建制下维护不平等的身份等级秩序；但西方法律传统在文艺复兴及近代法律变革之后，出现了平等化、非歧视化的浪潮。在法治终极目标方面，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注重实质正义的实现，以结果平等、社会关系和谐为目标；西方法律传统则注重程序正义，通过诉讼解决纠纷是其主要的目标实现方式。在法治认识论方面，中国古代个人依附在家庭和国家之下；西方法律传统更看重个人，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是法律关系的基石。在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模式方面，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提倡德主刑辅、礼法并重、宽猛相济；而西方法律传统特别是中世纪以降，长期采取宗教至上、法律为辅的社会治理方式。

——摘编自冯玉军《中西法律文化传统的形成与比较》

秦汉时期的乡里豪民在秦汉文献中，多有““豪民”“豪强”“巨姓豪强”“兼并之家”等记载，活动范围主要在乡里，故称之为“乡里豪民”。

◆乡里豪民的主要构成

一是六国贵族。秦统一六国后，虽然统治者以各种形式抑制其势力的发展，但他们仍得以残存和潜伏下来。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他们蜂拥而起，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西汉政权巩固后，虽然进行了消除异姓王的斗争，但六国势力并未被彻底消灭。他们役财骄溢，或至兼并，甚至武断乡曲。

二是兼并之家。自战国以来……一部分人依靠自己的经济、政治或宗法势力兼并土地，渐至豪富……至东汉时期，许多乡里豪民已拥有大批徒附、部曲，在其羽翼下已汇集了一股与中央集权背道而驰的离心力量。

三是富商大贾。秦汉时期出现了“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局面。西汉中叶以后，富商大贾拥资雄厚，他们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不可胜数。

◆国家对乡里豪民的抑制秦始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汉武帝元朔二年，“徙郡国豪杰及营三百另方以上者于茂陵”。

西汉统治者曾派酷吏对豪民严厉惩治。在酷吏摧折豪强的同时，武帝时还以刺史分刺各州，“六条问事”。六条中的第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第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贿，割损政令”均涉及到乡里豪民。汉武帝时期实行盐铁专卖、算缗、告缗、均输平准、更钱造币都是抑制豪民的重要经济措施。

——摘编自仝晰纲《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

材料—   在拉丁美洲，西班牙广泛推行反动的殖民政策，对殖民地实行“分地”和“监护”制，任意用抓“加勒比人”的名义逼印第安人成为奴隶或去矿井、种植园服苦役。16世纪上半叶，印第安人每年被屠杀1200至1500万人；西班牙入侵时，海地人口约6万人，至1548年时仅剩600人。西班牙殖民者在1545—1560年平均每年从美洲运到西班牙的黄金达5500公斤、白银达246000公斤。殖民者还利用天主教和所谓的“异端法庭”来奴役、压迫印第安人。

——摘编刘明翰、陈月清《郑和七下西洋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贡献》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发生的商业革命和殖民扩张所造成的各种后果，集中到一点，便是资本势力的增长，一个新兴的拥有资本的阶级——资产阶级——首先从西方登上历史舞台。西欧国家的银行家、商人和工场主的地位蒸蒸日上，他们注定要通过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统治，由此加速西方社会经济的根本变革，并且影响整个世界。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资源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为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

材料一   五代时期，中国形成许多货币区，不但用的钱不同，而且不准运钱出境。宋朝时期各个区域使用体大值小的铁钱，携带非常不便。而且政府受到周边民族政权军事上的威胁和侵略，不得不养重兵以为各，军费开支庞大，财政非常困难，常靠发行纸币来弥补开支。南宋通行的纸币是会子。会子的名字北宋就有了，吕忠卿的《日录》就提到会子，说“民间自纳钱请交子，即是会子；自家有钱，便得会子”。东南所用的会子，起初由民间发行，叫作便钱会子，后来收为官营。（宋高宗）绍兴三十年，会子起初止（只）行于两浙，后来通行到淮、浙、湖北、京西等区，纳税和交易，多可使用，几乎成了一种法币。宋代还有一些地方性的纸币：除了川引以外，还有湖北会子和湖广会子。湖北会子专用于湖北路，后来通行于湖广。淮交是两淮用的交子，印造于乾道元年，背面印有“付淮南州军行使”字样，所以只通行于两淮州县。

——摘编自彭信成《中国货币史》

材料二   元朝纸币从借鉴前一朝纸币的良好经验着手，同时注重吸收前朝纸币通货膨胀的教训，对本朝纸币发行数量进行严格控制。到目前为止，史学界普遍承认元朝纸币从生产、发展到消亡共经过了4个时期，前后行用10余种（类）纸币。元政府规定：“禁止金银、铜钱在市面流通”，“只准官收作价”，把收集的金银集中于国库；元政府还颁发了《整治钞法条画》，对元朝纸币的发行流通等作了基本的规定，用最严厉的国家法令强迫百姓只能使用元朝纸币。元朝纸币不仅轻巧便携，金额可大可小，而且遍布全国的平准行用库，为纸币在全国的流通提供了保障。元朝中后期，由于统治阶层的穷兵黩武和穷奢极欲，造成政府财政支出无度、滥发纸钞导致钞法遭到破坏，最终促使元朝走向灭亡。

——摘编自吴建军《浅谈元朝纸币的产生原因及流通特点》

材料一   汉朝制定并实行了许多切合实际、收效较好的民族治理政策。成帝时“置尚书四人”，其中有“客曹尚书”，专主夷秋之事。在地方上设置的民族治理机构主要有“道”“属国”和“初称”，还结合具体形势和民族地区的特点设置了专门的职官，如在《后汉书》之《西芜传》、《乌柜鲜卑传》、《西域传》、《南匈奴传》中多有关于护芜校尉、护乌柜校尉、西域都护、使匈奴中郎将的记载。汉文帝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成之事。”武帝元狞二年（前121年），“上称、溯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成田之”。元封二年（前109年），“漠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称，赐漠王王印，复长其民。”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九真微外蛮夷张游率种人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唐蒙为郎中将，对夜郎侯多同“厚赐，喻以威德，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增串……乃且听蒙约。”“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元光五年（前130年），遣司马相如“通灵关道，桥孙水，以通平都。”两汉时期，我国周边的民族地区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统一版图之内，奠定了我国疆域的基础，经历代之增益，遂成今日之中华。

——摘编自陈心林《汉代民族治理政策述论》

材料二   唐朝在总结了秦汉在少数民族地区设边称县，南北朝置左称右县的历史经验，首创了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方式—羁縻府州。唐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先后设立羁縻府、州、县共有八百多个。保留原有的统治机构和政治制度，从长官到僚佑均由本族人担任，并派遣汉官充当羁縻府州的部分官员，组成联合统治机构，共同治理。同时也由中央派遣代表进行“监视督导”。以西汉与唐朝相比，西汉立国213年，与少数民族和亲16次；唐朝立国289年，与少数民族和亲29次；西汉时仅有匈奴和乌孙。唐朝则有吐蕃、突厥、契丹、回纥、宁远国和南沼等九个少数民族政权；西汉和亲只限于西北和西部；而唐朝和亲则视野开阔，东北、西北、西部、西南都渗透到。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在《贞观律》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永徽律》，明确规定：“诸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反者，以法律论。”

——摘编自马敏钱晓芳《论唐朝的民族政策的特点及其对现实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