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的不同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特点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相传黄帝与炎帝族相争相汇，组合成炎黄联盟，继而战胜并融会蚩尤族。炎、黄两族胄裔(子孙后代)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继建立王朝，并与黄河中下游其他各部族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族。与华夏对称的“夷”，从大、从弓，意为持大弓之人，本指东方(今山东、江苏一带)诸族，后演为中原华夏之外诸少数民族的统称。
——摘编自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 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积极推进改革，改拓跋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 年)，文帝“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先秦时期华夏族界域的演变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其演变的相关因素。(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魏拓跋鲜卑统治者强化“中国认同”的措施，并从“中华民族发展” 的角度，分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西方的协商民主是对代议制民主的修补，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应然”而不是“实然”，是一种政治理想而不是一种解释性的框架，它侧重于民主“应当如何”但并不是“实际怎样”的问题。公共理性是协商民主中的一个重要支柱，但事实上往往只有与宏观政策相联系并在远离个人利益和直接利益的条件下才能产生不约而同的“共谋”而起作用。在微观层面，公共理性受到直接利益和现实利益的纠葛往往容易丧失公共的意蕴而处于一种碎片化和无序化状态。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形式普遍存在于实行多党制或者两党制的国家中，它是协调政党与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利益与矛盾的重要方式。多元一致是协商民主的最大理想、愿望和目标，然而多元化利益与多元化主体存在诸多“可通约性”，也必然存在诸多“不可通约性”，“异质性”的分歧有可能通过协商达成妥协和一致，或者是暂时的“悬而未决”，也可能根本就不能达成一致。
——摘编自许忠明《西方协商民主的背景、演变与缺陷》
材料二 中国的协商民主，经历了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以及《新民主主义论》对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协商建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权机关、党派团体和基层治理中各种协商民主的实行。参与协商的主体囊括了来自各社会阶层、各类政治主体的力量。有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社会团体等在人民政协的协商；有重要决策之前执政党与政协、人大等方面的协商；有民主恳谈会、参与式预算等协商实践。中国的协商民主既尊重了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了少数人的合理要求。同时，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体制机制建设和程序设计，将协商民主以法律、规章和制度等形式确立下来，并在实践中得到稳定持续实施的民主形式。
——摘编自陈家刚《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比较的视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协商民主的缺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突出特征。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西方协商民主的认识。
材料 下表是近代以来我国部分学者关于“救亡”与“启蒙”关系的认识
学者 | 认识 |
李泽厚 | 中国近代史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中国近代思想和活动的主流是由知识分子带头，从爱国救亡而转向革命的，民族自尊和爱国义愤压倒了一切，启蒙工作则进行的很差。 |
金冲及 | 一次救亡运动的高潮，总是能有力地唤起或促进一次伟大启蒙运动的到来……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
李建权 | 在近代中国，由爱国而唤起启蒙，由启蒙而促进救国。救亡与启蒙的密不可分，正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鲜明特征。 |
高玉 | 救亡与启蒙并非二元对立的，而是共生的，不可能有救亡启蒙而没有救亡实践，或者只有救亡实践而没有救亡启蒙。 |
——摘编自王勤瑶《改革开放四十年“救亡”与“启蒙”关系探赜》
根据材料，围绕“救亡”与“启蒙”这一主题自拟一个论题，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相关知识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阐述完整；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材料一 统一后，秦朝铺设有以首都咸阳为中心辐射于全国的驰道，并对在道路上行驶的车子两轮间的距离作了统一规定。为了与匈奴作战时能迅速地将军队派往长城，以咸阳为起点修筑了一条直线延伸向北的道路。秦朝还在山区修筑了通往西南夷的五尺道，加强了对云、贵一带的控制。一条道路可以通往帝国最偏僻的地方，就中央而言，任何地方道路的中断，都意味着妨碍了对那里的统治。
——摘编自【日】鹤间和幸《秦汉帝国：始皇帝的遗产》
材料二 西域自昔戎胡错居，道路时为闭塞。至汉征匈奴，武帝闻月氏族与匈奴有怨，欲诱之共击匈奴，乃遣张骞使月氏……后霍去病破匈奴右地，金城河西、盐泽之间，不复有匈奴，于是……设四郡，武帝发使抵安息、奄察、黎轩诸国，使者相望于道。
唐初设州府以经营云贵，后扶南诏制吐蕃，又拓建、修缮道路。后南诏渐强，与唐交恶，以滇川黔相邻处之道入川，屡战于唐。为占滇川黔相邻地，南诏乃东向，建东城，修道路。唐为制防之，更视滇川黔相邻地之道路为重。二者乃战不息，皆有减损。
——据马亚辉《边疆经略与交通变迁的互动》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指出秦朝在道路交通建设方面的举措，概括这些举措实施的政治意义。
(2)根据材料二，归纳汉唐王朝经略边疆的相同方式。结合所学，简述汉武帝时期“张骞使月氏”的影响。
材料一 宋代海洋政策出现了全新的变化。北宋政府禁止在海上与辽、金之间的人员往来和物质流动，设立专门针对辽的海防机制。宋代将外商贸易纳入系统的市舶管理体制之下，实行抽解和博买，并允许和鼓励本国民众从事海洋经济活动，宋代海洋政策表现出极强的利益取向，中原王朝中第一次以财政的眼光看待海上贸易，沿海地区商业出现兴盛的局面，与海上贸易相关的手工业和商品性农业大兴。宋代海船逐渐采用水密隔舱等技术，使其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抗沉性。海陆联结之地的居民被编为特殊的户籍-船户与渔产。
——摘编自黄纯艳《宋代海洋政策新变及其国内效应》
材料二 下表示意明清时期中央政府的海洋政策演变情况
时间 | 政府政令 |
洪武十四年 | “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私相交易者，悉治以罪” |
永乐三年 | 泉州、宁波、广州等三处市舶司更名为“来远”“安远”“怀远” |
永乐 | “不许军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贩鬻番货，依律治罪” |
顺治十八年 | “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界防守，严禁逾越” |
乾隆二十四年 | 关闭江、浙、闽三海关，由粤海关行商垄断对外商贸易事务 |
(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清海洋政策的历史趋向。综上所述，谈谈宋代以来海洋政策对当代的启示。
材料一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过程
朝代 | 宰相职位名称 |
秦 | 丞相、相国 |
汉 | 相国、丞相、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 |
隋 | 内史、纳言 |
唐 | 尚书令、纳言、内史令、中书令、侍中 |
宋 |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左右仆射、太宰、少宰 |
元 | 中书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 |
明初 | 中书左右丞相 |
——据黄本骥《历代职官表》整理
材料二 明初的中书省组织庞大，职权很重，这一部门远承古代的宰相制度，近袭元朝中书省“录军国重事”的旧制。胡惟庸案不过是一个偶发的事件。问题的实质在于，朱元璋对于中书省在自己执行皇权时造成掣肘和潜在的威胁，早就高度不满和戒备。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三月，明太祖下旨，“令奏事毋关白中书省”，明显的意图是要限制中书省的职权，但这还不能从制度上根本解决问题，矛盾仍然相继出现。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因胡惟庸恃功骄纵，跋扈揽权，最终撤销中书省，废除宰相制。但是，事态的发展难以尽符主观愿望。首先是，以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来驾驭一个封建大帝国国家机器的运转，是极难做到的。仅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日之间，收到中央和地方各部门的奏件就有1660份，其中反映的事件共有3391件。要求皇帝一一亲自批答如此浩繁的章奏，一一裁决如此众多的事件，显然是不可能的。“密勿论思，不可无人”，设置一定形式的辅政机关仍然有必要。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朝废除宰相制的原因，并评析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立”与“废”。
材料一 由于中国的国情，中国战场实际上分为两个相互独立，同时在战略上相互支撑的战场。这种格局贯穿于战争始终，是中国抗日战场在极其困难情况下得以保持完整的前提条件，也是中国抗日力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努力的结果。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战场才能在自身贫弱、外援不足的情况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战略性的贡献，使反法西斯盟国世界战略能在中国战场的牵制下得以完成。
——摘编自韩永利《浅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地位》
材料二 历史事实证明，如果没有正面战场多次大规模作战，吸引并杀伤大量日军，敌后战场的开辟将是艰难的；同样，如果没有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人民武装在敌后战场对日、伪军的有力牵制、打击，正面战场所承受的军事压力将更大，有些战役失败得也将更惨。……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主战场作用是明显的，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阶段敌后游击战场的关键作用也是明显的。
——摘编自曲青山《在抗战纪念活动中需把握好的几个重大问题》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战期间中国战场的特点，并比较说明中国两个战场间的主要不同。
(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正确态度评价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领导的正面战场的抗战？
材料
巴黎北部的贡比涅森林，是法兰西帝国皇帝们最喜欢的狩猎场之一，拿破仑三世每次到贡比涅森林狩猎，乘坐的都是专线火车2419D号车厢。1918年冬，德意志第二帝国爆发起义，赶走了德皇威廉二世，新的德国政府决定向协约国投降。法军总司令福煦元帅特意将受降仪式和签字地点安排在了贡比涅森林中的2419D号车厢中，希望以此羞辱德国，以雪一战中的失地、损兵之耻和1870年色当战败后普鲁士俘虏拿破仑三世的前耻。一战后，法国政府将2419D号车厢命名为“停战车厢”，将贡比湿森林中的空地命名为“停战空地”。在其中树起一座“阿尔萨斯—洛林人纪念碑”，并建成“停战博物馆”。
1940年6月21日至22日，在贡比涅森林2419D号车厢举行了第二次受降仪式，希特勒和他的纳粹要员在这里接受了法国临时政府代表的投降仪式和割地赔款签字。希特勒和纳粹德国覆亡前，2419D号车厢被秘密运出了柏林并被烧毁。二战后，法国人寻回了遗失的纪念碑，还原复制了“停战车厢”。对法国人而言，“停战空地”和“停战车厢”历史聚落已经从建成初的全民复仇胜利标志，逐渐朝着追忆往事、缅怀逝者的方向演变。2018年11月11日是法国纪念一战停战一百周年，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为一块以法德和解为名义竖立的纪念碑揭幕，并且一道登上“停战车厢”，为停战纪念册题词。两人用如今法德紧密的同盟关系，向外界发出和平的声音。
——据《见证德法百年恩怨的2419D火车厢》、江天岳《贡比涅森林“停战空地”历史文化聚落的形成及其意义》、央视报道《法国一战停战日重访2419D列车车厢》综合摘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归纳法国“停战空地”“停战车厢”历史聚落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停战空地”“停战车厢”历史聚落内涵的变化并谈谈自己的认识。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阶级关系出现新变化，旧的贵族等级体系开始瓦解，新兴的士阶层崛起。……各国统治者出于争霸需要，礼贤下士，争相招揽人才。士人周游列国，颇受重用。他们的活跃推动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当时出现众多学说、学派，各自提出对政治社会乃至宇宙万物的看法，彼此论战辩驳，形成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繁荣局面。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之痛苦。自经此次之实验，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然自今以往，共和国体，果能巩固无虞乎！立宪政治，果能施行无阻乎？以予观之，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
——摘编自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1916年2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陈独秀“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的解决途径及其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