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过程中形成的，其兴起与发展均是被动的。中国没有经历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运动，中国近代文化是在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面临外国的挑战下而被迫萌发出来的。在民族危机面前，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一系列探索救亡图存的改革，他们力图通过改革向西方学习，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19世纪后40年里，中国流行的思潮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西方的学习与模仿局限在器械、科技、教育等方面，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全盘西化”，则体现了对西方文化的模仿。

——摘编自梁海燕《浅议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

材料二   随着市场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各国的交流互动由经济、科技领域转向了政治、文化领域。经济全球化浪潮来袭，文化方面出现了“文化全球化”的思潮，这种思潮忽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地位，导致人们对自己国家文化认同的弱化，甚至引起民族文化的衰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坚定文化自信对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摘编自马睿《文化自信的内涵及其时代意义》

材料   英国文官制度改革前，大选中获胜的政党会任命利益相关者担任一些官职，进行所谓的政治“分赃”， 而两党交替执政的局面也使当时政府人员不断更替， 随之而来的便是工作效率下降、 决策迟疑以及政策连续性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英国政府迫切需要进行一场改革。1853 年， 查理·屈威廉和斯坦福·诺斯科特作了一份被称之为“纲领性文件”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英国现代文官制度的几条重要原则：文官分为两级，高级文官负责政策执行，低级文官处理日常事务；文官筛选录取的方式为公开考试， 高级文官的考试内容以“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课程为主”，因此低级文官晋升成为高级文官可谓少之又少； 文官的晋升与提拔依靠其政绩与勤奋程度；文官没有政治偏见。文官制度改革跨越数十年，最终以1870年英国再次颁布法令，规定多数重要文官职位必须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文官制度才得以确立。

——摘编自王康旭《浅议十九世纪英国文官制度改革》

材料一   我国古代社会有许多救助、济贫的思想，以国家的“民本”“仁政”和“大同”思想最为有名。《礼记》曰：“以保息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先秦时期对“老弱群体”实施救助的始源，奠定了中华民族救济的实践基础，如齐桓公时期采用的“赈孤寡，收贫病”。汉朝为穷人设立了专门的收容机关。唐宋时期，出现专门救助贫穷老人、病人、残疾人及孤儿机构。元明清时期对“老弱群体”实施救济的措施得以完备，出现了“问责”条文，民间救助得以发展。元明两代以养济院为主，另外还设安乐堂、栖流所、惠民药局等救助机构。

——摘编自诸葛至辉等《浅议我国古代的社会救助制度》

材料二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了7亿多，贫困发生率下降为5.7%，实现了“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减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截至2015年年底，减少到了5575万人。中国扶贫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贫困标准逐年提高，贫困地区内部差距扩大，“绝对贫困”问题减少了，“相对贫困”问题却日益显著。在新常态下，传统的工作手段和方法已不适应中国新时期的扶贫要求，要打破禁锢思维，寻找新的突破口，就需要建立新的扶贫工作体系，而精准的贫困人口“进入-退出”制度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摘编自国务院新闻办《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

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材料   我国近代史上的文字改革运动，从晚清时期就开始了。从运动的整体情形看，它实际包含四项内容：施行汉语拼音、使用简化字、写白话文、推广普通话。四项中的每一项，又可以单独构成一场运动，四项内容在实际运动中往往结合在一起。运动大体以辛亥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文字改革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在文学革命的框架内，借着五四运动的强大气流，迅速升腾为席卷全社会的潮流。“五四”后的文字改革运动，不但得到了北洋及国民政府的认可，而且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与弘扬。整场文字改革运动，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书同文、语同音”的目标。文字改革运动将汉字改造成为了一套科学符号，使其真正能够为广大民众所掌握，堪称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一大盛事。

——摘编自李洪岩《浅议近代的文字改革运动》

材料一   在我国古代并没有“协商民主”的概念，但也存在着许多蕴含或体现协商元素的实践。朝堂议事机制就是我国古代王朝统治者们所实施的一种听政议政机制，具体而言就是各个王朝统治者们为解.决事关国家或民族重大问题，以及其他统治事宜而开展商讨的一种决策机制。虽然这种机制涉及的仅仅是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人，是一种内输式的、精英阶层的协商，但仍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除了这种发生在统治阶级内部的传统协商机制之外，还有诸多发生在官府和百姓之间的协商机制，主要包括官府与百姓之间对话的官民对话机制、民间人士评议治国事宜的庶民议政机制、谋士说客建言献策的游说论证机制。这些机制发生与存续的政治环境多数是专制统治制度，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维系统治者的专制统治，但是这些机制的运行也确实为广大百姓谋得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合法合理的利益。

——摘编自杨守涛《我国古代协商传统研究》

材料二   近代中国“协商政治”是从追求“议会协商”开始的。《辛丑条约》签订后，晚清政府对其政治体制进行了一次革新，试图通过立宪改革来挽救其败亡的命运。谘议局与资政院就是立宪改革的重要举措，它们是清政府试行议会、开放政权的第一步。谘议局和资政院的设立，满足了新式士绅阶层参与政治的愿望，为“制度化容纳民意”提供了参考和实验平台。清政府被推翻后，承担向议会政治过渡职责的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终止了自身的历史使命。中华民国成立后，乱象丛生。社会对以武力为手段的革命空前崇拜，认为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的根本手段”，而勃兴于晚清后期的“协商政治”精神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语境中被湮没，之后又在早年国民党的一党训政体制中彻底沦为边缘角色。

——摘编自周巧生《近代中国“协商政治”的制度渊源探究》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就注意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将协商融入政治生活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通过有效协商开展合作基本消灭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协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1945年抗战胜利，重庆谈判达成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共识，从此“政治协商”承载了国人对战后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状况下和平建国的美好愿望。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协商会议虽未落地生根，但这种集众家之长、和平协议国是的传统却被中共和民主党派继承下来，并在1949年召开的新政协发扬光大，直至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摘编自张晓《浅议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