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了扼杀革命，国民党对根据地进行三次“围剿”，但在毛泽东正确指挥下，成功粉碎了敌人的“围剿”。然而，就在此时，中共党内连续犯“左”倾错误，一次是瞿秋白，一次是李立三、尤其是第三次王明犯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达到顶点，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危害。那时，反对王明路线的同志都被打倒批判，毛泽东也被排挤靠边站，国民党调动百万大军，对革命根据地又进行第五次“围剿”。中共党内“左”倾领导人博古、李德仍然执行王明那一套仓促出击、道道设防、分兵迎敌，结果是哪里都没守住，最后导致反“围剿”失利。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情况下，为了保存红军力量，中共只有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

——摘编自周世良《中国红军长征胜利原因再探析）

材料二   1935年1月，在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果断决策，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使中国革命从此转危为安。遵义会议也是我党独立自主地研究、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伟大开端，孕育有了我党彪炳史册的独立自主精神，标志着我党开始由幼稚走向成熟。

——摘编自王春龙《试论遵义会议的独立自主精神》

材料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共两党基于自身立场，均颁行了自己的劳工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如1932年国民党政府颁布经过修正的《工厂法》和1931年及1933年共产党颁布的《劳动法》，其部分信息见下表。

——摘编自衡芳珍《二十世纪30年代国共两党的工厂法》

材料一   1.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使用。

2.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

——摘自1929年《兴国县土地法》

材料二   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并规定：在未实行土改的地区，允许地主出租土地，但原则上须按照战前的原租额减低百分之二十五；承认战前的借贷关系，但年利息一般不得超过一分半，如债务人付息已超过原本一倍者，停利还本，如付息已超过原本两倍者，本利停付，原借贷关系视为消灭。这一土地政策是符合中国共产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积极的、有原则的让步，完全符合挽救民族危亡的现实需要。

——摘编自页川《简论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政策》

材料三   1947年夏，中共中央制定并颁发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该法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农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把土地“恩赐”给农民。但是，大纲中将一切土地平均分配的办法，不仅导致许多地区土改出现“左”倾错误，中农的利益也大受侵犯，因此，后来在新区和全国范围内土改时即加以改变。

——摘编自韩广富曹希岭《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

材料一   清末民初，随着汉口镇商业贸易的迅速发展，武汉与外界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武汉棉业贸易格局在外力冲击下开始重塑。早期工业化的推进使武汉地区棉业从生产到销售环节发生了系列变革。

材料二   1920年—1932年中国进口各国棉花情况表

材料   鲁迅在题为《拿来主义》的杂文中指出：“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死。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鲁迅的文化主张，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摘编自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