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乡村建设运动。为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民族自救”，一批知识分子到农村建立实验区，从事以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改善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实验。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成百上千的城市知识分子来到农村，或担任民众学校的老师，或指导农民防治病虫害。他们自下而上，努力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愚昧，推动农村走向现代化。但作为乡村主体的农民并不太欢迎乡建工作，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开会时有技术人才，有地方、中央政府的人，有教育界的人，但乡村农民的代表几乎没有。抗战开始后，有些乡建工作者辗转至后方，继续其未竟之事业。然而，作为一场大规模社会运动的乡村建设还是结束了。
——摘编自阎明《深入民间：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英国提出了“保护性治理”的乡村振兴理念。为限制城市的“破坏式”扩张，20世纪上半叶，英国政府先后出台《限制带状发展法》《绿带法案》，通过空间规划解决农村土地占用矛盾并促进城乡融合。同时，为应对农产品短缺，英国政府又先后颁布《斯科特报告》与第一部《农业法案》，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城市过度蔓延、支持农业补贴、扶持农业有序发展的规划方案。20世纪中叶之后，随着居民对高质量生活环境的需求日趋强烈，乡村政策制定的目标逐渐转向“乡村生态保护与社区生活质量的平衡发展”。英国政府努力推进农业的规模化与市场化经营，鼓励地方社区和志愿组织积极参与，形成“政府—社区组织—积极分子”合作共治。
——摘编自武小龙《英国乡村振兴的政策框架与实践逻辑》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与20世纪英国乡村建设的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20世纪英国乡村建设的意义。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谈从20世纪中英乡村建设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苏区合作社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还是一个战斗组织。合作社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解决红军家属在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从而保证"扩红"运动的顺利开展；二是生产和收集粮食、筹集物资以满足前线需要。合作社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为查处和清除混入合作社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腐败分子，维护贫困农民在合作社中的地位，保证合作社的纯洁性。
——摘编自易棉阳《中央苏区合作运动与相关革命运动的关系研究》
材料二 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中共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总结土地改革运动的经验，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一场中国农村社会的大变动，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革命……国民党政府财政严重入不敷出的状况，由于内战军费的激增和豪门资本恣意中饱，本来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货币飞速贬值，物价如脱缰野马般猛涨，米价在一九四八年二月突破每石三百万元，到七月就突破三千万元。蒋介石叹道：“经济危险至此，比军事更足忧虑。”
——摘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材料三 1951年9月，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召开，会议形成《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三种形式，即临时性的季节性的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当时条件而言，中央明确要求大量发展互助组。1952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1952年农业生产的决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大量发展简单的、季节性的劳动互助组；在互助运动有基础的地区，推广常年的、农副业结合的互助组。1953年11月，全国参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约有4790多万户，占当时全国总农户的43%，其中，参加互助组的户数约占组织起来的农户总数的94%以上。
——摘编自赵胜《论建国初期农村的互助组制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央苏区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原因。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阐释《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革命”。(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特点和意义。
材料一 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近代企业家在中国出现，直至20世纪初期，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中国近代企业家群体真正成型，他们肩负着巨大的社会责任，他们是近代中国复兴史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近代实业家郑观应，先后投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1880年郑观应编定刊行《易言》一书，主张向西方学习，鼓励商民投资实业，对不平等的关税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1894年其所著《盛世危言》出版，首次要求清廷“立宪法”“开议会”，实行立宪政治，还主张习商战、兴学校。
材料二 卢作孚是近代企业家的典范之一。1910年他加入同盟会，1919年积极投身“五四运动”，1926年成立民生轮船公司，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1927年卢作孚到北碚后，陆续建成北川铁路、天府煤矿、三峡织布厂、中国西部科学院等，他在这里设医院、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各种学校。1938年，组织指挥宜昌大撤退，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
——据汪洋《近代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近代企业家群体形成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企业家为近代中国复兴做出了哪些贡献？
材料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是国家对地方进行管制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无疑可以左右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统治者在乡村治理方面一直坚持“官民共治”的基本政策，即王权与族权的相互融合及博弈。国家依托乡村内部宗族，培养出一批委托管理人员并依此将“国家行政力量”深入农村。中国古代社会是通过强化宗法观念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的，通过税收集中乡村社会资源，通过科举制将国家和乡村联结起来，使封建正统理论在教化中占绝对地位。
近代以来，传统乡村中的宗族势力开始衰弱，乡村绅士不断变化，村庄以往的风俗习惯难以应付愈加复杂的社会关系，国家势力开始广泛渗入村庄，知识分子也力求乡村重建，村庄被各种外来价值裹挟，逐渐形成嵌入性的乡村治理。以往基于村民生产生活形成的风俗习惯，难以在嵌入性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而国家力量及知识分子对村庄重建的个人理念在乡村治理中则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共有600多个学术团体和教育组织参与到乡村建设之中，建立了1000多个乡村试验区，梁漱溟、黄炎培等都是当时的典型代表。
——摘编自刘昂《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特点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近代乡村治理形态发生变化的原因，并说明近代乡村建设试验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中华民族步入二十世纪时，正处于深重的苦难中。甲午战争，是一场备受屈辱的悲剧，却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戊戌维新运动推动的变法注定要失败，但决不能因而抹杀它的思想启蒙作用。不能因为义和团运动是爱国行动，就不指出那些消极落后、甚至愚昧荒唐的东西，正如不能因为它存在消极落后的方面，便不敢肯定它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一样。
—据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材料二
中国土地人口，世界莫及。我们生在中国，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反而都是沉沉默默，不知利用此一片好山河，鼓吹民族主义，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以执全球的牛耳，实为可叹！百姓无所知，要在志士的提倡；志士的思想高，则百姓程度高。所以我们为志士的，总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最优等的人格来待我们四万万同胞。
——据孙中山《中国绝对不会沦亡——1905年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讲》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不是从农村中产生的，而是在城市里产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都是先在城市里从事工人运动，然后再到农村中去领导农民运动和游击战争的。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1)材料一包含了多个历史解释，从中任选一个并结合所学知识提出其依据。(2)据材料二概括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实践结果。
(3)结合材料三与所学知识，简要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经历的两次转折。
材料一 （二）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
（三）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
（五）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
——引自《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
材料二 大革命失败后，全党为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严肃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第一、在国民党问题上，党中央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始终没有当“主人”的思想；第二、在农民问题上，党中央不支持农民革命；第三、在军事问题上，“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毛泽东强调“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摘编自《百年党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共产党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原因。结合所学，简述“国民革命运动”的主要成果。(2)根据材料二，概括毛泽东在此次“紧急会议”中的主要观点。结合所学，简述该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为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进行的艰苦探索。
材料一 两次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入侵的刺激，传统的自然经济在沿海沿江口岸地区逐步瓦解，六七十年代清政府开始举办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在这些因素的交织作用下，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通商口岸的一些官僚、地主、买办和商人开始投资创办近代企业。
——摘编自徐国利《中国近代儒商的形成和近代儒商文化的内涵及其特征》
材料二 欧战爆发后，民族工业显露加速发展的步伐，其中棉纺织工业等轻工业发展尤其突出。据北京政府农商部统计，1914年工业企业注册的资本是六千两百多万，1920年增为一亿五千五百万元，增加125%。1914年到1920年，中国资本的纱厂数量由35家增至63家，面粉厂增加了84家，面粉的出口由7万担增至396万担，由入超转为出超。民族工业主要集中在江、浙、沪地区，黔、贵、皖等地，或两三家。
——摘编自孙长斌《一战时期中国经济变化与民主革命新因素的成长》
材料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民族工业发展的政策，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民族工业发展到顶峰。这一时期的民族工业十分注重技术改造，如1934年创办的永利化学公司总技师、留美化学博士侯德榜，在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需要他的祖国，走上实业救国之路。他埋头苦干，试验十余年，创造了中国的“侯氏制碱工程”。这是亚洲人首次新法制碱成功。
——改编自许建平《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特点（1930—1937）》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一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一、二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
材料一 两宋时期，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泉州跃居为东方第一大港。这期间，泉州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造桥热潮，32年内修建了25座桥梁，总长达三四十里，绝大多数桥梁建于滨海或海湾之上，还发明了许多先进的造桥技术，如筏形基础、睡木沉基、养蛎固基、浮运悬机架桥等。各具特色的桥梁是古代泉州重要的社会文化符号，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据吴艺娟《两宋时期泉州地区的造桥技术》等
材料二 1935年4月，茅以升怀着强国之志，主持建造钱塘江大桥。在战火纷飞、经费紧张、建造难度大等情况下，仅耗时两年半就建造完成。钱塘江大桥的建成打破了中国铁路桥外国包办的历史，使“东南铁路系统连成一片”。然而就在大桥建成后一个多月，1937年11月侵华日军攻陷上海，进犯杭州，为阻止日军南下，茅以升奉命炸桥。……据统计，钱塘江大桥开通仅89天，经大桥运送的抗战军用物资、民生物资价值应在三千万元左右。更有数十万难民通过大桥逃难。
——据冉绵惠《钱塘江大桥——茅以升的抗日壮举》等
材料三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新中国的桥梁建设，在传承中华民族特色、融合中国传统造桥理念、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的同时，又不断刷新桥梁工程技术新纪录，成为世界桥梁大国。
世界排名前10桥梁中国占有数量
| 桥梁类型 | 跨海大桥 | 斜拉桥 | 悬索桥 | 拱桥 |
| 中国数量 | 6座 | 9座 （其中4座在建） | 8座 （其中5座在建） | 8座 （其中2座在建） |
——《人民日报》（2023年7月27日第7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宋时期泉州桥梁建设的背景和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时代背景，简析茅以升建造钱塘江大桥的重要意义。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桥梁蕴含的价值。
材料一 17世纪末的英国，越来越多曾被视为“奢侈”的商品和服务进入中等阶层生活，甚至社会下层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到奢侈消费中来，奢侈消费日益成为“没完没了争论的话题”。在大讨论过程中，“有益的奢侈”理论承认在所有社会等级中追求生活舒适和便利，同购买生活必需品一样有益。曼德维尔（1670-1705）更是将这场大讨论推向了高峰，他将奢侈品宽泛地定义为“一切并不直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东西”，公开反驳所有对奢侈的指控，认为奢侈是一项公共福利，奢侈品能够满足人们追求快乐的心理需要，人们沉溺于奢侈品能够推动商业的扩展和穷人就业。这场大讨论使人们不再从道德角度来看奢侈消费的问题，开始关注中等阶层甚至劳工的消费动机和消费实践。大讨论也使人们意识到，奢侈消费为产品革新和时尚与设计的变化提供了大量机遇。
——摘编自李新宽《18世纪英国奢侈消费大讨论》
材料二 近代中国，洋货凭借其质量与价格的吸引力，在市民追求社会地位与时尚潮流的过程中，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然而热衷于选购国货，并希望借此实现国强民富的观念也长期影响消费潮流。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积极举办国货展览会，并严令各省市总商会，国货商品必须冠以国货字样；社会上也出现了要求商店销售国货并禁售洋货的呼声；与此同时，中华总商会以及各地商会纷纷颁布有关国货销售的章程；当时的新闻媒体也在积极宣传国货；1932年，国民政府宣布将次年定为“国货年”。国货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对普通民众的消费习惯与消费行为的转变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摘编自谭玉秀、范立君《消费行为下的家国情怀——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货运动再思考》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17-18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消费观念的转变及其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20世纪30年代国货运动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近代英中消费观念转变进程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范晔《后汉书》中记载：“西部都尉广汉郑纯为政清絮，化行夷貂（少数民族），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任延在东汉初年担任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朵交阻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成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于是做外蛮夷夜郎等幕义保塞。”
——摘编自许殿才《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在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材料二：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基本上摒弃了封建王朝“内华夏、外夷狄”的陈腐观念，传统“尊夏贱夷”，“首崇满洲”的意识也有所改变。国民政府曾提出改正少数民族称谓，颁布《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禁止再用歧视和侮辱性的字样。由于边疆危机严重，一些有识之士还得出如下认识：“从前我国民漠视边疆，以为建设中国，应先内地而后边疆。经过（九一八事变）之惨痛教训，当知建设边疆较之内地更为重要。”一些人深切感受到唯有国家和边疆富强，边疆各民族提高教育文化水平，摆脱旧观念、旧意识的束缚，边疆危机方能消除，中国才能自立自强。同时，尊崇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在当时的中国也极为流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以西方传来的人类学，社会学方法为指南，从上至下组织了大规模的边疆民族状况调查，以重新认识边疆民族的社会状况和发展需求。此外，国民政府还在西南各省先后设置一些边政管理机构，制定和推行了一些旨在增强边疆民族自治能力、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事业的政策。
——摘自马玉华《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材料三
| 时间 | 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历程（部分） |
| 1923年 | 李大钊曾在《平民主义》一文中把少数民族的解放问题提到与民主革命问题同等重要的位置 |
| 1945年 | 蒙、回民族民众自己选举区、乡长，管理自治区、乡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 |
| 1952年 | 毛泽东同志在接见西藏代表团时指出：“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 |
| 1984年 | 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开启了民族立法工作的新局面 |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东汉时期治理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国民政府民族政策进步原因。
(3)据材料三，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少数民族事务方面的指导思想和治理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