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40年以来的国史，是中国作为政治共同体重新发明的历史。1840年后，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嫁接于完全不同的政治传统与社会民情，中国强行被纳入西方话语的民族国家，中国人进行了艰难建国思考和探索。中国再造，始终处在由外生嫁接所带来的强烈焦虑状态和排异反应。近代中国的压力不是内生的，主要源自欧洲的挑战和压力。1840年以来，中国从没有过从容应对局势的余裕，亡国亡种面前，生存与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引发外部的恐惧和打击。外部敌意放大，保守实力回潮，尤其考验思想者的政治智慧与政治耐性。

——摘编自余盛峰《近代中国及其命运》

材料二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霹雳震天、红旗漫卷。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在人们心目中最为不可磨灭的记忆之一，它开辟了一条使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新道路。邓小平曾评价毛泽东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其伟大开端就是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伟大开端》

材料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历史，对新中国发展史非常关注，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他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从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二十多年的历史，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二十多年的历史，有成功的经验，也经历了曲折。同时探索过程当中取得的重大成果也不能忽视。

——摘编自《如何认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材料一：1780年，英国工厂中纺纱机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英国的工厂仍拥有全球机械化纱锭数的2/3，欧洲和美国大片地区都依赖可预测的底价棉花供应。1786年，美国的种植园主开始大量种植棉花，美国向英国出口的棉花数量迅速增长。18世纪末美国诞生，宪法对奴隶制的维护，使美国的种植园主有着不受限制的土地、劳工、资本供应和无与伦此的政治权力。奴隶制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动员大量劳动力，而且催生了一种以暴力监管和无休止的剥削为特征的体制，这在劳动密集型工作中和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壤一样重要，1793年，惠特尼建造了一种新轧花机器，将轧花的生产效率提高了50倍。19世纪，联邦政府侵略性地获得了许多新领土，或从外国政府那里获得，或通过武力逼迫美洲印第安人获得，这些土地都非常适宜棉花种植，直到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棉花产业和奴隶制携手并进、同步发展，美国成了新兴的棉花帝国。

——摘编自（美）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

材料二：在美棉引进中，民国政府居功至伟。这一时期，由于经济发展，国内的纺织业对棉花需求猛增。1927年—1931年间，外棉平均每年输入量为2.22亿斤以上，由此带来的成本提高，利权外溢等后果，妨碍了我国棉纺织业的发展。所以政府倾向于用少量金钱，从美国引进适合中国的新品种脱里斯棉，进行本地栽种。1931年9月，实业部向河北实业厅下达农字第八六二号训令，今其“设场试验”。中央决策很快以地方农业管理部门训令的方式，下达到各县区。面对脱里斯棉引进以来所出现的品种退化的现象，1931年，河北省立农事第三试验场由美国购入新脱里斯种和金氏棉进行试种并推广。1931年，河北美棉种植种植面积达118万余亩，总产量也升至1.35亿斤。自1937年起，河北政府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美棉栽培宣传推广活动。1935年中央设立棉业改进所，其宗旨是“担任各该省之棉作改良及推广事宜。”作为分支机构的河北棉产改进所不久成立。与养蜂，养猪、园艺等事业的昙花一现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其的引进和栽培一直贯穿于河北外来物种引进工作的始终，我抗战爆发后，引进工作被迫停止。但战后的各届政府始终将河北棉业的复兴和发展寄托于美棉栽培的普及之上，河北之所以成为如今的农业大省，与早期美棉的大规模引入和大面积栽培是息息相关的。

——摘自王晨《全面抗战前（1912-1937）河北外来物种引进分析》

4 . 材料一

材料二   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节选自2019年9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

材料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乡村建设实验如火如荼的时期，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建设是其中的典范。他主张“经济建设居于基础和中心地位”，特别是金融应为乡村建设中的公共经济事业。在内部，卢作孚主张设立农村银行，在农人青苗不接的时候，贷与款子，并办理存储及汇兑；提倡消费合作社，供给农人廉价的消费品，并分与最后所获的红利；提倡生产合作社，以公共的保证，帮助需要借款的农人，取得随时可以借款的权利。在外部，卢作孚积极支持外地银行在本地设立分行，以外生性的金融引入促进当地乡村经济的发展。卢作孚在乡村建设中前瞻性地开展了农村银行和合作社的建设，促进了农村资金的融通、农业生产的改进和农民生活的改善，于今亦有现实启示。

——摘编自陈旭东《卢作孚乡村建设的金融识见与实践》

材料   1931年，梁漱溟来到山东邹平投身乡村建设的实践。他认为，中国乡村的破败源自西方文化的入侵，导致本土文化失调，因此，乡村社会建设要基于中国传统伦理关系之上进行，通过知识分子深入乡村，建立阐发中国传统文化和传授实用技术的乡村学校，进而培养农民形成民主政治习惯，达到社会改良的目的。此外，他希望通过组织合作社以满足消费，引导大家参与社区生活，把以家庭为本位的儒家伦理主义改造成一种“互以他人为本位”的社会组织方式。

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实践并未取得预期效果。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他的乡村建设实践宣告结束。1938年，他到延安考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农村建设实践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建国后，他到山东、河南、东北的农村调研，发现其一直孜孜追求的乡村建设目标在此都已实现。此后，他主动要求参加西南地区的土改，长期致力于对乡村问题的思考和研究。

——摘编自谢君君《从文化自救到文化复兴：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现代价值》

材料   旷继勋（1895—1933）号集成，贵州省思南县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1919年，受辛亥革命新思潮影响，旷继勋应召入伍，到四川军阀赖心辉部当兵。由于他刻苦学习军事技术，作战勇敢，不久便连续升职。随着五四运动席卷全国，三民主义、社会主义等民主、进步思想在部队中传播，他利用有利时机学习宣传革命和社会主义进步书刊。1925年先后担任川军团长、旅长等职。1926年通电响应中共组织领导的四川泸（州）顺（庆）起义，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组织。1929年6月，旷继勋率全旅官兵于蓬溪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总指挥，率部转战南部、达县、梁山（今梁平）等地，惩办反动官吏和土豪，释放在押的政治犯，成立蓬溪、新政等县苏维埃政府。1930年，旷继勋调赴鄂豫皖苏区，任红4军军长。随后，旷继勋等指挥红4军主力，粉碎了敌人的第二、第三次“围剿”。他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家长制作风，1933年6月在肃反中被诬陷杀害于四川通江洪口场。

——摘编自《旷继勋传》

材料一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1936年提倡并推行了农业合作达动、1934年，国民政府颁布以西方各国合作法令为蓝本的《合作社法》。其中规定，“凡年满二十岁”“有正当职业”的“中华民国人民”均可入社，但“破产”者不得加入。同时，入社必须缴纳定额股金且必须对合作社的财产损失负连带责任。对于农村的合作事业，国民党人曾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合作来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救济弱者”“复兴乡村”“避免土地革命之惨祸”。然而，国民党政府发起的农业合作运动最后却出现了“非特无益于农民反造成剥削农民之新式工具”“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难局。

——伍福莲《试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等

材料二   新中国建国后，广大个体农户被迅速动员起来积极加入各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组织，我国农村进入农业集体化时期。农村集体经济办成了个体农户许多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像改革开放后农业生产依赖的农田基础设施基本都是依靠公社的整合力量和规模效益修建的。1954年起，全国逐渐建立起供销社。供销社一方面要及时保质保量地向农民供应各种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另一方面要尽可能以有益于农民的价格收购和销售农副产品，“从商业上去剪除农民所受的中间剥削”。更具深远意义的是，供销合作社还通过与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增加了农副产品购销的统筹性，以服务于国家工业化战略。

——摘编自吴淑丽《农业集体化时期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效用及其启示》

材料一 夏朝，设有监察之官“啬夫”。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杂律》为惩治滥用职权等职官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自魏晋始，御史台脱离少府而成为完全独立的监察机构。唐代，尚书省左右仆射兼掌对御吏的监察。我国古代监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其标准大致包括品德、学识和经验三方面。如宋朝规定：“非曾经两任县令，不得除（授予）监察御史。”明朝谏官的职能由六科给事中取代，监察六部官员。清雍正年间，清廷取消了六科给事中执掌的封驳权，“以六科内升外转，始隶都察院”，都察院的监察职能进一步加强。清政府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台规》。至此，我国古代监察系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严密。

——摘编自张国安《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监察院是颇具特色的独立监察机关，它直接源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政制实验田里，基于中国传统的独立监察制度和源自西方的议会监察制度互相竞争。经过民国初年的探索与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监察院的实践，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将美国式的参议院制度与中国传统监察制瘦融于一炉，使得监察院无议会之名却有议会之实。这样中西合璧的制度探索受到很多批评，但无论如何，监察院制度的弊端并不构成废除独立监察制度的理由，源自中国传统的独立监察制度至今仍有重大价值。

——摘编自聂鑫《中西之间的民国监察院》

材料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不断高涨，我国监察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由试点到全国推行，提高了监察机关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了监察的无死角、全覆盖，整合了监察资源，形成了强大的反腐败合力，这是我国反腐败领域的一次重大创新，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一次重大变革。

——摘编自李凌云《新中国监察制度七十年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