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朝的开海禁，是在公元1685年，于澳门、漳州，定海，云台山归处，都设立税关。公元1757年，只许在澳门一处……税则上、有名目的东西浮收的税要比正额加几倍，无名目的东西就更加横征暴敛没个遮拦，外国商人不准和人民以及普通商人直接买卖，一切货物都要卖给“公行”，再由公行卖给普通商人。1659年规定当时的外商，不做买卖不准到广东，做买卖的期限一年只有四十天，必须住在公行所代备的商馆里。要进禀帖，必须托公行代递，不得和官府直接。

——以上材料皆出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二   买办是近代中国一个特殊的经纪人阶层，具有洋行的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是外国人可以直接影响的一部分中国人。按照相关统计，1872—1913年中国共开办145家新式企业，已知投资人202人，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地主和官僚，有113人；其次即是买办，有50人。“买办不仅在数量上、投资的规模上极力侧身于近代工商企业，而“且获利颇丰。买办的这些活动，给社会的各个阶层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带动了国人投资近代新式企业的热情，有利于近代民族资产阶级队伍的扩大”。买办对普通人的生活也产生很大影响，农村通过他们才用上了物美价廉的煤油、洋布和其他棉织品。

——摘编自金普森、易继苍在《买办与中国近代社会阶层的变迁》

材料三   1902年，盛宣怀奉命会同大臣吕海寰在上海与英、美等国谈判修订商约。目睹上海“洋商会如林，日夕聚议，讨论研求，不遗余力；而华商向无会议公所，虽有各帮董事，互分畛域，涣散不群，每与洋商交易往来，其势恒不能敌”，深感有设立商会的必要。所以，盛宣怀奏请朝廷准设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饬令江海关道袁世勋会同上海通商银行董事严信厚迅速传集各大帮董事“设立总会”，委任严信厚为总理。

——冯林主编《重新认识百年中国》

材料四   1927年至1937年，虽然国民政府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但却努力继承孙中山先生重建国家的遗志。国民政府推行货币改革，用银元代替银两，与推行纸币（法币）为合法货币。国民政府以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为后盾，从1928年到1929年，同美、德、英、法、日签订了平等友好的关税协定，根据这些协定列强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陇海铁路在1934年延伸至西安，1936年粤汉铁路竣工，铁路路网从八千公里延伸至一万三千公里。各省公路建设、现代航空、水上轮渡事业都有骄傲的发展。工业化方面，一些轻工业如棉纺织业、面粉制造、钟表、水泥和化工制造等领域也出现颇大的进展。但是，国民政府忽视了古老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农民的困苦。国民政府未达成财政均衡，而是靠赤字开支来维持。年复一年的预算不平衡导致了滥发纸币，这在后来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促使1949年国民政府的经济崩溃。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的统治受到威胁。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力量削弱，蒋介石以为除去了心腹之患。国内外政局的变化促使南京国民政府把主要精力移到国内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上来。1935年4月，蒋介石在贵阳发表谈话，提出要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同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提出要把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结合起来，尤其把重工业的建设放在首位。由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开展，加上调整进出口关税，币制的统一，工业、农业、交通等其他社会经济在一定时期得到了某些发展。抗战爆发打断了这一运动，但它仍为后来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运用行政力量干预经济生活以适应战时需要，提供了某些范本。

——摘编自龚泽琪、董连泽《中国军事经济全史》

材料二   罗斯福大胆地采取了一些促使经济通货膨胀的措施，缓解由大萧条引起的饥饿状况。他的解决经济灾难的建议包括阻止银行破产的立法，提供就业机会和农业补贴，给老年人提供社会保障这个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改革项目被称为“新政”。它的基本前提：即政府干预经济来保护人们的社会和经济财富是正当的。这标志着美国政府政策的重大改变，开始了社会改革立法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在大萧条后仍持续很久。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大规模的军费开支对结束美国范围内和其他地区的大萧条起到了比新政策或者类似的措施更加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新全球史》

材料一

中华民族步入二十世纪时，正处于深重的苦难中。甲午战争，是一场备受屈辱的悲剧，却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戊戌维新运动推动的变法注定要失败，但决不能因而抹杀它的思想启蒙作用。不能因为义和团运动是爱国行动，就不指出那些消极落后、甚至愚昧荒唐的东西，正如不能因为它存在消极落后的方面，便不敢肯定它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一样。

—据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材料二

中国土地人口，世界莫及。我们生在中国，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反而都是沉沉默默，不知利用此一片好山河，鼓吹民族主义，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以执全球的牛耳，实为可叹！百姓无所知，要在志士的提倡；志士的思想高，则百姓程度高。所以我们为志士的，总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最优等的人格来待我们四万万同胞。

——据孙中山《中国绝对不会沦亡——1905年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讲》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不是从农村中产生的，而是在城市里产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都是先在城市里从事工人运动，然后再到农村中去领导农民运动和游击战争的。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材料一   两次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入侵的刺激，传统的自然经济在沿海沿江口岸地区逐步瓦解，六七十年代清政府开始举办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在这些因素的交织作用下，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通商口岸的一些官僚、地主、买办和商人开始投资创办近代企业。

——摘编自徐国利《中国近代儒商的形成和近代儒商文化的内涵及其特征》

材料二   欧战爆发后，民族工业显露加速发展的步伐，其中棉纺织工业等轻工业发展尤其突出。据北京政府农商部统计，1914年工业企业注册的资本是六千两百多万，1920年增为一亿五千五百万元，增加125%。1914年到1920年，中国资本的纱厂数量由35家增至63家，面粉厂增加了84家，面粉的出口由7万担增至396万担，由入超转为出超。民族工业主要集中在江、浙、沪地区，黔、贵、皖等地，或两三家。

——摘编自孙长斌《一战时期中国经济变化与民主革命新因素的成长》

材料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民族工业发展的政策，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民族工业发展到顶峰。这一时期的民族工业十分注重技术改造，如1934年创办的永利化学公司总技师、留美化学博士侯德榜，在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需要他的祖国，走上实业救国之路。他埋头苦干，试验十余年，创造了中国的“侯氏制碱工程”。这是亚洲人首次新法制碱成功。

——改编自许建平《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特点（1930—1937）》

材料一   17世纪末的英国，越来越多曾被视为“奢侈”的商品和服务进入中等阶层生活，甚至社会下层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到奢侈消费中来，奢侈消费日益成为“没完没了争论的话题”。在大讨论过程中，“有益的奢侈”理论承认在所有社会等级中追求生活舒适和便利，同购买生活必需品一样有益。曼德维尔（1670—1705）更是将这场大讨论推向了高峰，他将奢侈品宽泛地定义为“一切并不直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东西”，公开反驳所有对奢侈的指控，认为奢侈是一项公共福利，奢侈品能够满足人们追求快乐的心理需要，人们沉溺于奢侈品能够推动商业的扩展和穷人就业。这场大讨论使人们不再从道德角度来看奢侈消费的问题，开始关注中等阶层甚至劳工的消费动机和消费实践。大讨论也使人们意识到，奢侈消费为产品革新和时尚与设计的变化提供了大量机遇。

——摘编自李新宽《18世纪英国奢侈消费大讨论》

材料二   1931年10月1日，《申报》刊载了《抗日会决议对日绝交范围》：“（一）不买日货，不卖日货，不运日货，不用日货：（二）不以原料及一切物品供给日人：（三）不乘日轮，不以货物装于日本轮船，不起卸日货；（四）拒用日本银行钞票、提取日本银行存款，对日本银行停止收解；（五）不与日本人工作；（六）不雇日本人；（七）不登载日人及日货广告；（八）不接待日本人。”

材料三   近代中国，洋货凭借其质量与价格的吸引力，在市民追求社会地位与时尚潮流的过程中，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然而热衷于选购国货，并希望借此实现国强民富的观念也长期影响消费潮流。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积极举办国货展览会，并严令各省市总商会，国货商品必须冠以国货字样：社会上也出现了要求商店销售国货并禁售洋货的呼声；与此同时，中华总商会以及各地商会纷纷颁布有关国货销售的章程；当时的新闻媒体也在积极宣传国货；1932年，国民政府宣布将次年定为“国货年”。国货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对普通民众的消费习惯与消费行为的转变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摘编自谭玉秀、范立君《消费行为下的家国情怀——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货运动再思考》

材料一   （二）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

（三）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

（五）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

——引自《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

材料二   大革命失败后，全党为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严肃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第一、在国民党问题上，党中央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始终没有当“主人”的思想；第二、在农民问题上，党中央不支持农民革命；第三、在军事问题上，“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毛泽东强调“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摘编自《百年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