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了适应在华贸易发展的需要，1864年，英商投资创立汇丰银行。1868年，该行已被公认为“在中国最为重要的公司”。19世纪七八年代以后，汇丰银行一家买卖的外汇数额，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总额的60%-70%，其外汇买卖牌价成为中国外汇市场行情的准绳。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借外债26笔，汇丰银行一家贷了17笔，占70.04%，成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急先锋。1894年后，汇丰银行在承贷的外国银行中独占鳌头，并在每一笔对华贷款中，附加苛刻的条件，借此控制中国的税收存管等命脉。此外，汇丰银行营业即对外发行小额钞票，到1890年末，已达618万元，“与营业于东方各国之银行相比，则汇丰银行之兑换券流通数为最多”。
——摘编自姜建清、蒋立场《中国近代银行史》
材料二 1912年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成立伊始，即大力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经募公债、代收税款、稳定货币发行。1915年中国银行试办外汇业务，后又增加外币贷款、经理政府外债等业务，与外国银行相抗衡。1928年后，中国银行通过贷款支持，帮助经营困难的张裕酿酒公司、无锡荣氏申新纱厂渡过难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斥巨资扶助铁道、公路、煤矿和水利建设，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支持内地经济振兴，率先发展农业贷款。抗战爆发后，恐慌蔓延，引发提存和抢购外汇风潮，中国银行为平衡汇市共投入英镑797万磅、美元1442万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积极为国纾难，每年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50%以上，有力支援了前线。
——摘编自宗良、孙雨心《百年中行金融报国的历程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汇丰银行在中国迅速扩张的表现及其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归纳中国银行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 近代以来中国铁路由于受借款合同的束缚，大多是在帝国主义列强不同程度的控制影响下经营的，“英资创办之沪杭甬、京沪及北宁三路与津浦南段一部，一切制度，悉以英制为依归；而法款之平汉、陇海、正太皆以法制为标准；胶济与津浦北段悉以德制为循规”。中国铁路从开始就采取分线设局的管理体制，不论路线之长短，运输之繁简，各路均设管理局，各路局往往各行其是，造成路政管理权分散，运输效率低下。因负责运输制度缺失，我国铁路营运往往通过行政化手段开展业务，铁路员工官僚习气严重，在货商与铁路之间没有建立起一种良好的运输业务关系，存在着明显的隔阂。
——摘编自李强《路政统一视野下的近代铁路负责运输制度及其绩效》
材料二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铁道部，这是中国铁路史上第一次设置适应铁路专·业化网络化需要的、实施集中统一指挥的铁路行业专门管理机构。1932年3月，顾孟余出任铁道部部长，决心推行铁路负责运输制。 为全面施行负责运输制，铁道部在部内成立负责货物运输委员会，短期内制订各种章则 10种，遴派货运负责人员，针对负责运输各项规章制度以及办理手续进行培训……在负责运输制度顺利实施的同时，铁道部开始谋求进一步的路政统一，饬令各路与招商局办理水陆负责联运，并与各公路也办理负责联运。 从当时的货物联运收入来看，1932年11月至1933年6月，期间除了2月份，货运进款减少外，其他月份进款一直保持增长。 随着国民党统治趋于统一和稳定，整顿路政工作明显有起色，实现了路政管理的统一。
——摘编自李强《路政统一视野下的近代铁路负责运输制度及其绩效》
材料三 在1992年之前，关于铁路改革的探讨始终局限在计划经济体制范畴内进行，1992年后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中国铁路发展严重滞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铁路运输更加紧张。 1993初，全国各地提出经审核的要车计划日均12万辆，而铁路只能满足实际需求的60%。 1994年1月，铁道部召开全路领导干部工作会议，强调坚持市场取向，深化铁路改革……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贯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深化铁路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即“铁路改革十三条”)，并于1994年4月22日上报国务院后下发全路。 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转化铁路企业的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二是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宏观调控；三是改革投资体制，多渠道筹集资金；四是大力发展多元化经营，优化配置铁路资源……。
——张雪永《扩张的动脉：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铁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铁路运营制度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南京国民政府路政改革的措施并分析其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94年深化铁路改革的背景。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在其兴办的学堂中开设体操课程，引进西方体育，如兵操、体操等。20世纪初，在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的呼吁下，一场深刻影响国民身体改造和学校体育的军国民运动开启，它提倡尚武，并将国家作为身体效忠的唯一对象。一战期间，全国教育联合会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施方案》，该方案主要在于深化学校体育的战争准备功能，注重体操课、学校体育与“军事大要”的关系，并要求学校教育加强对粗衣淡食、忍寒耐暑习惯的养成和对历代武士功绩的宣传。
1920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废弃“尚武”的教育宗旨，兵式体操也被排除在学校体育之外。1922年，教育部实施新的学制和课程标准，体操课正式改名为体育课，成为中国学校体育历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新的体育课对儿童的主体地位、身心发展规律等方面提出新的认识。中小学的体育以田径、球类、游戏等现代体育项目为主，完全剔除了兵式体操。
——摘编自颜亮《身体素养导向下的我国学校体育身体观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更好的建设和保卫祖国，需要体育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党和政府极力倡导“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强调体育运动要以人民为主体。按照党中央对体育工作的指示并结合对宪法规定的贯彻实施，中央政府和体育等部门为开展好各项体育工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群众体育制度绩效十分明显，据统计1957—1966年，全国范围内有4200多万人达到了劳卫制和青少年体育锻炼的标准，人民群众的体质健康水平显著提升。
——摘编自杨山山《建党百年群众体育发展历程及经验启示研究》
(1)根据材料一，归纳近代中国体育教育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群众体育发展的时代背景，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整个汉代没有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大规模的体育组织。汉初“无为而治”思想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游乐体育活动项目多，规模大，不仅宫廷设有蹴鞠，皇帝出行时还要进行“弋猎、射驭、蹴鞠”等体育活动，而且民间出现“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穹闾踏鞠”的景象。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先秦儒学中体育教育从“六艺”中剔除了，使体育带上浓厚的伦理色彩，极大地抑制了中华传统竞技体育类项目的发展。自张骞通西域后，西方的体育文化或经官方、或经民间沿着丝绸之路陆续传至汉朝。汉匈战争期间，汉军也十分注意吸收游牧民族的骑射长技。晁错曾向汉文帝建议说：“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在汉朝豪强地主庄园中，不但把依附自己的农民变成自己的私家武装，按军队编制把他们组织起来，而且自筑营堑、坞壁，进行武装训练。豪强地主武装和坞壁的普遍发展，促进了各地民间习武活动的发展，为当时民间武艺活动提供了空间和动力。
——摘编自钱文军《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基础》
材料二 近代西方体育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大约始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它的传入主要通过中国自觉与不自觉地向西方学习。严复从教育救国的思想出发，高度肯定了体育的社会效能：自强保种、强健身体，进而富国强民。蔡元培从“保国强种”的角度竭力主张实行军国民教育，提出学堂的任务就是保国强种。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自然体育思想（把体育看成一种生活，强调个性发展）逐渐取代了军国民体育思想。近代中国的体育思想，就时代而言，民国时期较之清末进步很大，国民政府时期比北洋军阀时期亦有明显进步；就地区而言，先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继而向内地和边远地区发展；就项目而言，由体操到田径、球类等；就部门而言，先军队、教会学校进而普通学校，又由学校而社会。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颁布了中国第一部体育法《国民体育法》，设立了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举办了四届全国运动会，参加了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摘编自任雪艳《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发展演变及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背景，并说明其特色。(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近代中国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发展体育运动的意义。
材料一 1929年，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上特别提出了关于红军文化教育问题。1932年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政府工作人员要加紧学习》的命令，专门对政府人员的识字问题作出规定，设立识字班，所有的委员会和工作人员都要强迫识字。“无论哪一政府人员，如故意忽视学习工作，敷衍了事者，以怠工论”。为了配合识字运动，中央苏区和地方政府还组织编印了一系列通俗读物。如介绍“红军的任务”“共产党的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内容的《红色战士读本》。
材料二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为了对付敌人的“扫荡”和“袭击”，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学校实行军事编制，并配有武器。平时集中上课，战时分散作群众工作或参加战斗。针对日军“大自首”屠杀运动，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大规模的“军民誓约”运动和儿童的“五不”运动。根据地的冬学、民校识字运动首先讲授誓词，同时把抗日英雄故事“狼牙山五壮士”“民族英雄之母马老太太”等用图片、大鼓、故事、诗歌等形式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做到家喻户晓。
——以上材料摘编自王炳照、郭加齐等主编《简明中国教育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苏区为推进识字运动采取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抗日根据地教育斗争的作用。
(3)根据材料一、二，归纳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教育措施所体现出的执政智慧。
材料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出任最高教育行政机关长官，他明确反对祀孔。1928年2月18日，蔡元培发布通令：“孔子生于周代，其人格学问，为后世所推崇，惟因尊王忠君一点，历代专制帝王，资为师表，祀以太牢，用以牢笼士子，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为此，令仰该厅、校、校长，转饬所属，著将春秋祀孔旧典，一律废止。”“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矛盾升级，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民党经历了“清党”和内部斗争后，党员及军人对指导思想不明确，随着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民众心态日渐颓废。由此，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的孔子被再次凸显，恢复祀孔成了此时政府情理之中的选择。1934年8月27日，上海市党政机关举行孔子诞辰纪念大会。市长吴铁城认为：“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必要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要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必要尊崇孔子。今日之尊孔，乃是谋民族之复兴。”
——摘编自周慧梅《国民塑造与社会建设：1896-1949年中国社会教育研究》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蔡元培反对祭孔的理由。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国民政府从反对祀孔到恢复祀孔的原因并简析上海市纪念孔子的时代价值
材料一 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次失败中，受到很大的打击，中国资产阶级（非买办豪绅阶级）也受了打击。但最近数个月来，工农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组织的城市罢工和农村暴动，在南北各地发展起来。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材料二 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任何利益和便利，相反，没收其财产，废除其债权，肃清其走狗，驱逐其侦探。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
——毛泽东《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的原因及中共为挽救革命进行的努力。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主张并分析制定这些主张的出发点。
材料一1895-1913年这段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主要由于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痛感中国落伍，急切地要求发展近代企业。辛亥革命前，主要资产阶级立宪派人所领导的收回路，矿权运动，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具体表现，加之清末政府推行“新政”，采取了一系列奖励工商实业的措施，随后而来的帝制覆灭，民国建成，各种鼓励与保护实业的政策、法令、章程、条例的制订、为人们发展实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这段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取决于这些因素。
——摘编自何善川《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原因之再探》
材料二1882年，罗新昌机器厂在南昌章江门外瓷器街开业，这是江西第一家民族资本创办的工业企业。其资本额只有5000元，有20多个工人。但是，它的出现，标志着江西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诞生。遗憾的是，此后江西的近代工业似乎停滞了，一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江西的近代工业才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稳定发展阶段。这期间，江西的近代工业既有和平年代和风细雨式的持续增长，也有战争岁月暴风骤雨式的急速发展；既有江西地方政府有计划有步骤的工业化建设，也有共产党领导下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早期实践。
——摘编自刘义程《发展与困顿：近代江西的工业化进程》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8951913年这一时期推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江西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并据此指出影响近代江西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
材料一 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进行了第四次币制改革：复申下金银龟贝之货，颇增减其贾直。而罢大小钱，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圜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布二品并行。又以大钱行久，罢之，恐民挟不止，乃令民且独行大钱，与新货泉俱枚直一、并行尽六年，毋得复挟大钱矣。
——摘编自周艳常《两汉货币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
材料二 在中国经济和政治内外交困的影响下，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终于出台了《施行法币布告》，规定新币制办法。从1935年11月4日起，发行法币的法定银行包括：中央、中国、交通银行。为了防止白银偷漏的局面，规定从此所有的商品和买卖都由法币支付，拒绝使用银元。全部白银收归国有以充作法币准备金。除上述三行以外，财政部曾经核准发行的银行钞票以及农民银行的钞票可同样使用。四大银行完全掌握了中国钞票发行权，中国货币发行实现了分散到集中。法币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在明确规定外汇价格责任的前提下可以无限制买卖外汇。
——摘编自许明霞《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研究：以非对称依赖为视角》
材料三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宣布人民币为合法货币，公布了用10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的比价。一些投机奸商、不法之徒等利用囤积的大量银元疯狂打压人民币。1949年5月28日，人民币与银元的兑换比价为600：1，而到了6月8日，这个数字竟变成了2000：1。不法分子狂妄叫嚣：“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但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华东局会议精神作了认真的安排与部署，陈毅市长指出：“要把这次行动当作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不打则已，打就要一网打尽”。行动当天，上海市工商界、新闻界连续发动声讨投机活动的舆论攻势，动员广大市民拒用银元；我隐蔽战线的指战员们也连续破获三起伪造人民币大案。通过这次金融风波，上海的社会形势得到了稳定。
——摘编自苗生《解放初大上海的银币之战》
(1)根据材料一，归纳王莽第四次币制改革的主要内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上海解放初期应对“银元之战”的有利因素。
材料一由于中国农村土地过于集中和西方社会学与经济学调查方法的传入，20世纪30年代前后，尤其是在1925年至1935年间，农村调查风潮应运而生。不仅有民间自动发起，还有外国学者，以至学术研究机构、政府机关，都进行了大量的农村调查。美国学者卜凯教授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技术方面来看待中国农村问题，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一书。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对苏、黑等地多个村落和农村市场进行挨户调查，撰写了《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等文章。国民政府实业部调查的重点是生产技术、生态环境、土地利用、农产品价格等方面。民间团体从平民教育、村政、村民自卫、合作社着手，发展到提供新技术，推广良种，以图科学救国之道。这些调查成果，使各界对乡村社会及其诸多问题有了更切实的了解，并提供了许多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的经验，受到广泛关注。
——摘编自陶诚《30年代前后的中国农村调查》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民生凋敝、百业待兴。为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党中央决定在各级党委和政府抽调大量干部下乡，组成工作队或工作组，围绕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这些调查形成了《湖南农村调查情况》《新区土改前的农村》等调查报告或专著，为土地改革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了充分的客观依据。
——摘编自位杰、田克勤《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的历史回溯、基本经验与前瞻启示》
材料三建党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调查实践，沉淀了一系列宝贵经验。从革命时期开始，党的农村调查研究就充分应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并辅之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细致地剖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党始终重视并采用科学的方法领导农村调查，以了解真情况、发现真问题、解决真困难，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中国共产党建立调查机构和制度规范并依据形势发展不断改革与调整，为农村调查提供组织保障。党的农村调查实践对于科学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叶兴庆等《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的百年实践与经验启示》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30年前后中国农村调查之风兴起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1930年前后相比，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农村调查的不同之处。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共产党进行农村调查实践的历史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