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传统的君主统治形式实质上是“家天下”，它将家和国联结成为一个“共同体”，“家长”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主体。……民众对君主是顺从依附的状态，个人权利弱化隐蔽、国家（君主）权力强化突出。

——刘宗英《传统政治文化视角下地方主义行动逻辑分析》

材料二   王韬（1867年漫游英法等国）对西方政体形式作了研究后，认为中国欲谋富强“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课卷批语中，明确就君、臣、民三者关系提出新的见解，君、臣都是为人民办事者，君主好比店铺总管，臣相是店铺的掌柜，人民则是股东，国家真正的主人是人民。

——摘编自雷颐《孤寂百年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十二论》

材料三   在抗战中进发出来的是对新型国家的认同。这样的国家不仅是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还要用新型的国家系统、理念和技术将其成员的热情、忠诚激发出来、组织起来，去为中华民族这一超越地域、等级、党派、性别的群体利益而奋斗，而中华民族的利益不仅包括“保种”、“独立”、领土统一和完整，还包括保持文化和历史的延续性，甚至寄望新型国家在新背景恢复国人曾有的民族地位和国家尊严。

——徐慧清《抗战对中国民众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

材料一 江浙财团最早的雏形是宁波商帮。……至中华民国初期，江浙籍人士控制的银行已成为上海金融界最重要的力量，江浙财团至此正式崛起并达到鼎盛时期。三十年代随着日本入侵的威胁日益临近，国民政府对经济的统制程度日渐加深，至1935年时，全国2566家银行有1971家被国民政府控制，江浙财团在经济上逐渐失去主导地位，它们中许多银行和企业被兼并，逐步地沦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附庸。这种局面的形成，标志着江浙财团开始瓦解。

材料二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民族工业在战火中被迫大规模西迁，这一举动被称为中国工业发展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这次内迁的工矿企业，基本上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骨干企业，它们带去了大批的机器设备和技术力量，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带动了整个后方工矿业的发展，奠定了后方近代工业的基础，使大后方第一次建立了带有独立性的工业体系。

——摘编自刘国武《抗战时期内迁民族工业的历史作用》

材料三 八年间，西南联大共培养出8000多名学生，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前后一共达到834人，其中不乏主动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除了担任翻译外，联大学生还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和中国空军。数百健儿血洒长空和缅北丛林。……师生们办起了大批中学，参与了西部少数民族调查和地方历史文化的发掘整理工作，并直接参加了云南的经济建设，如创建恒通酒精厂和利滇化工厂等。

——摘编自《知中·西南联大的道产》

材料   1941年底，日军为了迫使重庆国民政府投降，对香港和仰光实行轰炸，又切断了滇缅公路，使大量的援华物资无法运进中国。1942年中美两国为保障“二战”亚洲战场上对日作战的军备物资，决定联合开辟新的国际运输线，于是诞生了举世闻名的“驼峰航线”。由于美国军力投向偏重欧洲，大批战斗机在欧洲和北非作战，面对日机在缅北的拦截，驼峰航线得不到足够的护航；航线跨越喜马拉雅山脉，飞机穿行于崇山峻岭之上，频繁遭遇强气流、强风、结冰，加之设备老化，盟国运输机群损失惨重，到1945年，损失飞机468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1579人。“驼峰”航线为中国战场空运战争物资65万吨以上，粉碎了日军的大规模封锁，对艰苦抗战的中国起到了稳定作用；也使自愿参与护航的陈纳德“飞虎队”和中国空军得以维持并且不断壮大；减轻了英美在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驼峰飞行员克服重重险阻，不畏艰辛，英勇牺牲的“驼峰精神”，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永恒见证。

——改编自余湘、唐艳华《“驼峰航线”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救亡图存，努力争取中华民族的复兴。

材料一   随着国民革命时期反帝运动不断趋于高涨，列强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固守条约特权的立场。南京国民政府利用这一有利形势积极开展改订新约的“修约外交”。1928年7月，中美两国代表经秘密谈判之后，宣布废除中美间的片面协定关税制度。其他国家也陆续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抗战期间，中国对日、意、德法西斯三国宣战，并宣布废止与三国的一切条约。同时还促使美英等国放弃治外法权。1942年10月10日，蒋介石宣布，美、英等国已“表示愿自动撤销在华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权益”。

——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材料二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根据不平等条约强行割占（中国）台湾。这是殖民时代强权政治的产物。二战结束后中国政府收回自己的固有领土，符合人类正义原则，也是有国际法依据的。1943年12月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规定：“……日本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东三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波茨坦公告》第八条   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上述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的文件，决定了战后日本将台湾归还中国的事实。

——熊志勇、苏浩《中国近现代外交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