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39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把原来只办理有限具体业务的四大银行组成的“四行联合办事处”扩大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简称“四联总处”。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四联总处”的任务是设计和布局全国金融网，负责法币发行的调度等事宜，总揽战时物资的调剂以及后方贷款。由于银行资金大量被政府占用，没有能力向民族工商业开展存放款业务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1941年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军费后，边区银行遂积极主动落实边区政府“禁止法币流通，发行边币”的法令，截至1944年6月共发行边币38亿元。陕甘宁边区银行还以大量资金支持机关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发放农业贷款和青苗贷款，同时对公营工商业进行投资和贷款。边区银行在抗战时期开展信贷业务的建设过程中，总结了一套金融事业发展的好办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围绕生产的业务方针，民办公助的群众路线，事业需要的贷款原则，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

——摘编自陈争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

材料三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再兼办工商信贷，并将人民银行的工商信贷部分出来，建立中国工商银行。人民银行主要集中加强信贷资金管理。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国家外汇管理局，统一管理外汇，充分利用国际信贷制度，为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1991年4月，基于卫星通信网的全国电子联行系统开始试运行，这为人民银行更好的执行国家信贷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1995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首次以国家立法形式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

——摘编自谢川波主编《新中国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等

材料一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1941年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计划》，提出边区经济建设要由半自给发展到自给自足，以适应抗战和民生的需要。边区各级党政军民学一起出动，上山进沟，开展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劳动，组织集体开荒造田，垦荒种地，发展植棉。同时，进行织布纺线、养猪养鸡、打柴烧炭。1943年，陕甘宁边区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实现了“足食”，部分群众开始有了余粮。同年，除了粮食以外，棉布自给率达到73%，牛、羊、驴等牲畜饲养量也取得了快速增长。公营纺织厂可以供给机关、部队、学校等所需布匹的70%，还有万合毛厂、民生纸厂、元华工厂等数家工厂。而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手工作坊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起来。

材料二

1979年，国家经委召集京、津、沪三市的8家企业讨论企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决定在这8家企业进行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改革试点，允许它们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根据市场需要安排生产，实行利润留成，并在人、财、物方面拥有相应的自主权。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1）在维护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前提下，鼓励外商投资，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2）对投资者给予特殊的优惠；（3）实行一套适应特区性质和要求的管理体制。1992年9月，国家计委宣布，从1993年起由国家计委管理的农业、工业、物资、商业、外贸出口产品计划指标，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指令性计划指标减少一半，农业除粮、棉、油等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产品实行指导性计划管理以外，其它农产品一律取消生产计划指标。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东部地区要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实现结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提高外向型经济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材料一   明清时期“与山争地”及“与水争田”的趋势日益突出，土地资源开发进入一个新阶段。玉米、红薯、洋芋的引种，人口持续的大规模向山区流动，带来持续的山地垦殖扩张。广东惠州、潮州山区民营冶铁场达44处，“山脚起炉，少则五六座，多则一二十座，在山掘矿，煽铁获利”。明清时期，各地还通过围垦河滩、沼泽、海涂等方式“与水争田”，实现耕地增长。地势低洼的太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则形成桑基鱼塘的农业模式，“两利俱全，十倍禾稼”。与土地开发兴盛相应，清代关于土地开发利用的讨论增多，不少官员、学者呼吁保护林木和植树造林，然而“山林既尽，无以宿水，溪流渐涸，田里多荒”的现象愈演愈烈。

——摘编自张建民《明清时期的山地资源开发及山区发展思想》等

材料二   抗战时期，华北各根据地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政策，禁止任意砍伐，大力提倡植树造林运动，明确林地产权，调动农民造林积极性，采取“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把造林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垦荒与造林同步。根据地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农田水利建设条例，“整理旧渠、开凿新渠”“变旱田为水田”，因地制宜，大小结合，提倡兴修小型水利工程，大小河流和官堤民埝必须全面掌握和统一治理。调动群众参与水利建设，开渠用合作社的办法，地、工具、资金、劳动力均可入股，修成后按股份利。部分工程当地群众以边区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如荣臻渠、伯承桥、小平桥等等，增进了政民的团结。

——摘编自吴云峰《华北抗日根据地林业工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