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二千余年基层管理体制诸多嬗变，大秦帝国确立的模式（乡官制度）基本不变：即在编户相互监督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由教化、征税、治安三个部分组成的基层管理结构。而且，历朝政府都试图建立一种机制，发挥基层民众自我监督、自我管理的功能。从奏汉时起，通过建立什伍组织，邻里监督，善恶相告，甚至有罪连坐，形成严密甚至残酷的监督体系。这种法家的治民之术即便在标榜独尊儒术的汉代以后仍未放弃，在唐代的邻保之制、宋及明清的保甲法中，不断地重现，足以说明它是行之有效的。

——摘编自张德美《古代乡官的嬗变》

材料二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治理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使命。为抗日救国目标的实现和满足边区人民的生活所需，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探索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治理匪患，安定秩序：整治烟毒，移风易俗：革除婚姻陋习等等。边区政府还创新社会治理形式：减租减息，多方参与；开展大生产运动；大力发展教育等。经过艰苦卓绝的探索，边区农村社会治理取得显著的成果。

——摘编自姜秀华《陕甘宁边区农村社会治理的实践与启示》

材料   1942年10月,抗战后方的《大刚报》举办了一次民意调查,探究国人对战争形势及国内外重要政治问题的意向,收到了主要来自湘、桂、粤、赣四个省区的民众回信。以下为该民调的部分材料:

——据杨天宏、宋仕宏《抗日战争转机与社会心理变化—以1942年（大刚报）民意调查为中心的探析》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