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中的《中国政治报告》汇集了1911——1960年英国驻华官员定期发往英国外交部的政治报告。其初衷是“全面反映过去一年内发生的与报告国相关的事件，并解释其对该国立场和政策的影响”。

1931年8月27日，英国驻华公使M．兰普森的报告中，回顾国民党政府军在江西攻打红军之战况；“共产党……在条件艰难的山区开展远比国民党军队更为擅长的游击战。尽管国民党军队成功地占领了城区，但实际上，他们除了迫使共产党势力从江西和福建山区腹地的一地到另一地之外，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战果。”

驻华大使卡尔1941年1月报告中详述了皖南事变的经过：新四军并不想执行这一具有军事和政治双重动机的命令，因为它需要穿越的地区不仅有日本人，还有国民党中央军。……新四军于12月底出发；约2/3的人安然渡过长江。但是，其余人则由于某种未知原因，遭顾祝同部的军队袭击，约3000人牺牲……但官方的说法是，新四军发生叛乱，必须处分。

驻华大使薛穆“1943年年度报告”：“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央政府运用几支最精锐的部队，对共产主义地区进行包括军需品、医疗用具在内的严密封锁，然而，外国访客对共产主义地区的民主管理、全面战争基础上的民众组织、人民对共产党军队及政府的忠诚和热情支持，都给予了一致的赞扬。”

——摘编自喻卓《来自一线的观察——英国驻华外交官视野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

材料一   明成祖《内训·序》曰：“古者教必有方，男子八岁而入小学，女子十年而听姆（姆，女师也）教。”从文王时代，太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的女子教育的规范，到整个封建时代的“三从四德”，皆如此，不断地在严格家庭秩序和伦理规范。而对于女子的种种教育，无须依靠学校，完全由父母特别是由母亲代代相传。幼年女子，少年女子如此，出嫁后的女子依然如此。如明代吕近溪《女小儿语》主要教少年女子行事言行，汉代班昭《女诫》中有教授已婚女子如何做好妇女之事的“妇行”篇，唐代宋若莘、宋若昭姊妹《女论语》中有教已婚女子的“事舅姑章”“事夫章”“训男女章”“营家章”“待客章”等。明代仁孝文皇后《内训》有教已婚妇女的“修身章”“景贤范章”“母仪章”。清代贺瑞麟《女儿经》以通俗易懂的言语教女儿为人处事、做人行事。

——摘编自张丽杰《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对当今女子教育的启示》

材料二   由于英国城市经济的发展，新兴市民阶层的形成，新的教育机构的出现和妇女频繁参加经济活动，使得英国妇女受教育状况的改变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当时大多数的人都主张贵族妇女应该学习一定的知识，以便能够培养她们的贞洁观念和宗教虔诚。很多贵族由于没有男性的继承人，为了使女儿未来能够接管自己的领地，也主张对女性进行一些教育。富有市民和小手工业者阶层的女性开始进入到了学校。除了教授用本地的语言进行阅读以外，还有宗教祈祷和礼节知识的课程。对于一些下层的劳动妇女，她们的家庭都有经济条件送她们去专门的学校去学习。作为劳动群众，妻子和丈夫一样每天都要为家庭的生计而奔波。特别是她们从事职业的广泛性，小的时候所受到作为贤妻良母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要求她们有着一定的职业技能。

——摘编自唐宏刚《中世纪后期英国妇女教育状况及其影响探析》

材料三   从中共三大以来我党就十分重视妇女教育，颁布了一系列纲领文件，许多领导人也做出了相关指示。1937年陕甘宁边区出台的《关于妇女组织的决定》《关于边区妇女群众组织工作新决定》，1938年《毛泽东抗战初期对妇女的指示》，都体现出党对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关切。从延安时期妇女教育的内容来看，既包括有纺织缝纫、种地等劳动生产活动，也有学堂教学、理论知识学习。对于理论知识的学习，并不仅仅停留在课堂上，而是及时有效地落实在生产实践中去。真正实现妇女思想、经济的双重解放。为此，我党颁布《儿童妇女待遇办法》《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实施纲要》《关于妇女组织的决定》《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一系列文件，并建立了妇女联合会，让妇女干部去做广大妇女的工作，渐渐地当地妇女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摘编自王雨薇《延安时期妇女教育经验》

材料一   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变化主要有三段：第一段是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第二段是从甲午后维新变法运动到辛亥革命；第三段是从民国成立到国民党由广东出师北伐。第一段为外力侵入、新思想酝酿的时代；第二段为革命势力进展、清朝皇位颠覆时代；第三段为革命势力与满清残余的军阀势力斗争时代。

——摘编自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材料二   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摘自《毛泽东选集第8卷——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材料三   对于是否彻底摧毁国民党当局，日本华北方面军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

1942年5月，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分析战争走势：“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

——摘编自刘长明程恩富《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材料一   19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财富急剧上升，妇女的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女权主义思想感染下，面对妇女无权的社会现实，中产阶级妇女自我意识逐步觉醒，并广泛参与到当时的女权运动中。作为中产阶级的知识女性，她们大多受过教育，对英国自由主义的传统了解较深，广泛参与19世纪的激进运动则使她们积累了许多政治斗争的经验，获得了最初的政治参与经验，许多中产阶级妇女和她们的女儿都成了妇女运动的先驱者和积极分子。19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妇女在为全体女性争取婚姻生活权、工作权、受教育权和财产权斗争中充当着主角。她们的维权和参政活动改善了妇女自身的生活和精神面貌，重塑了妇女在资本主义公共领域中的角色定位，建构了妇女自我意识觉醒发展的新内涵，并由此推动了英国民主化进程。

——摘编自杨帆《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妇女维权与参政活动的背景和影响》

材料二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动员一切力量支援抗战，倡导形成妇女抗日统一战线。山东省妇女救国联合总会成立后，便积极动员和组织根据地妇女群众。山东妇救总会开展妇女工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策略。在妇女生产运动中，通过建立纺织合作社、设立妇女工厂、开设纺织局和奖励劳动模范等形式开展工作。在开展妇女教育工作中，能够通过冬学、识字班、夜校、农村俱乐部等方式动员妇女，实现女性的解放。山东妇救总会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建立的，只要有根据地，就要将妇女联合起来建立妇救会，妇救会由我党的妇女干部领导。在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慰劳部队、除奸反顽等方面做出了大量贡献，这些都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摘编自张晓琳《抗战时期山东省妇女救国联合总会研究》

材料   延安时期，“劳动下贱”“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劳动观念滋生蔓延，对人们的现实生活造成不利影响，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随着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政策尤其是对土地政策的调整，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不断提高，边区各革命根据地陆续出现了一些生产劳动的模范人物，为中国共产党塑造劳模形象提供了重要动力支持。自193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不仅注重对生产积极分子的奖励和宣传，还相继举办了以工业和农业为主题的制造品竞赛展览会。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先后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等一系列奖励条例。1943年底，边区第一届劳模表彰大会顺利召开，中央领导人亲自为劳模颁发物质奖励，授予奖章、奖状、奖旗、题词等劳模荣誉。1944年底到1945年初，边区第二届劳模表彰大会顺利召开，毛泽东发表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讲话，明确指出劳模具有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

——摘编自赵勇、吴艳《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劳模形象的塑造》

材料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干部队伍建设的路径和方法，培养、训练、造就了成千上万的优秀干部。大革命时期，党开办了多所农民运动讲习所，组办了多地农民夜校和工人夜校，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骨干。古田会议决议强调要对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纪律教育。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使用才德兼备的干部标准，明确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强调实行任人唯贤的路线。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探索了对干部进行教育整顿的有效形式。

——摘自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百年来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成就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