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近代中国进行了各种政体试验失败后，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大胆的民主创新。在这个伟大的过程中苏联的影响是巨大的，苏联是中国可贵的朋友，它的成功促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民主道路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政治环境仍然面临着严重威胁，还有大片领土尚待解放，这也急需运用强大的民主政治威力，群策群力巩固新生政权，并且尽快恢复濒临崩溃的社会经济。另外，当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仍然占据了新中国文化的大部分，同时新中国文化又是兼有帝国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混合文化，这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一定的负面性。

——摘编自俞可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政治发展的逻辑》

材料二   现代中国民主政治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新中国成立后，在还没有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下，为调动一切力量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实行中国独有的政治协商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实施，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并没有废除政治协商制度，其作为统一战线组织一直存在至今。这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共同构建了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完整体系，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政治基石。

——摘编自刘诚《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新创造——毛泽东、邓小平多党合作理论研究》

材料一   西周时期，原夏、商、周三族互相融合并吸收了其他部落集团的成分，从而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民族的雏形。周人将分封的诸侯称为“诸夏”。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非华夏各族内徙，形成了各族交错杂处的局面，加强了华夏民族的认同感。春秋诸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讲“夷夏之辨”，但它是大一统下的“夷夏之辨”，具有兼容并包的一面，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战国时期，南方的楚国已完成了对诸蛮的统一，与中原的华夏相认同。分布在西北、北方的戎狄也随着秦、晋、燕等诸侯国的发展，成为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华夏民族经过长期的发展、吸收与融合，至此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

——摘编自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

材料二   “中国”这个共同体之内，最主要的互应变量，至少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个方向。政治范围内，包括政权的性质和行政的结构；经济范围内，包括生产方式、生产力和资源的分配；文化范围内，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宗教组织；社会范围内，包括社会阶层、社会结构，尤其注重精英阶层的作用。这四个方面交叉影响，互相制衡，总的结果呈现为复杂共同体本身的强弱、盛衰和聚散。

——摘编自许伸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材料三   1953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指出，“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的基础”。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关于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强调：“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摘编自岳从欣《中国共产党关于“四个现代化”提法之历史考察》

材料一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兴起了一股关注和讨论苏联的热潮。当时很多人认为苏联是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国度，与资本主义少数财阀垄断的民主不同，苏联实现了一种最大多数人的民主。同时，美苏复交、苏法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苏联加入国联等都受到中国知识界的密切关注和高度评价。当时中国知识界认为苏联妇女地位有较大提高，并认为苏联“绝大多数的家庭，都充满了美满的、愉快的家庭生活”，苏联教育是“计划着去迎合苏联人民的需要的”，就连莫斯科的夜生活也受到知识界的关注和赞誉。当时中国知识界在大力地介绍、评论苏联时，介绍评论最多的是苏联取得成功的法宝——计划经济。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国内兴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计划经济思潮，这体现了当时知识界希望中国迅速强大抵御侵略的愿望。

——摘编自郑大华、张英《论苏联“一五计划”对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材料二   由于特殊的国内外形势，毛泽东借鉴了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并对其弊端进行了反思和调整。1956年，他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关于资金的积累模式，他提出：“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1959年，毛泽东提出：“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摘编自鲁碧华《毛泽东对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反思与突破》

材料一   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富，农战也”。荀况认为富国并不单是为了强兵，归根到底是为发展国民经济，增加国家财富，提出“上下俱富”。西汉时期，桑弘羊指出“富国非一道”，即不仅是农业可以富国，商业也可以富国，而且是富国的根本之道。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1900年庚子事变后，外患日亟，以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和部分开明人士积极提倡“振兴实业”，认为“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不张……其根本在先致力于农工商”，在此基础上走工业化道路，从而形成著名的“棉铁主义思想”，且“实业之兴衰，关乎国势之存亡……而且国家赋税可以增，百姓生计可以足，数十年外溢之利权可以挽，富强之基实系于此。”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

材料二   中国的“一五计划”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后，负责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的编制，并对农产品在内的重要生产资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平衡分配管理……在工业发展中，中央还提出了“沿海地区的工业一般不扩建不新建”的方针，对内地的基本建设投资在投资总额中比重不断上升；在引进苏联技术的基础上开始对自己的科研体系和技术人才的培养。

——摘编自郑有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