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面对建国初经济混乱和基础薄弱的国情，陈云奉行计划经济的原则，对财政经济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又根据当时的实际国情制定了与我国当时国力相适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跃进时期，坚决反对脱离实际的钢产量指标，提出了关注民生的主张。在稳定物价时，他并没有主张直接动用政治手段，对投机资本家进行管制，而是通过调运粮食、物资的手段，利用经济规律的本身来实现对物价的稳定。在推行统购统销时，努力缩小“剪刀差”；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敏锐地发现人民群众的各种不满意现象，并及时提出解决方案。

——摘编自《新中国成立后陈云经济思想探析》

材料二   改革开放后，陈云提出了“鸟笼”问题，即捏在手里的鸟会死，只有让鸟飞，它才能一直活着，但是没有笼子鸟会飞走，要让鸟在笼子里飞。在参与撰写“六五”计划稿时，陈云指出：“打破‘铁饭碗’是一场革命，其意义不下于公私合营……各个方面都搞活了，内在动力也就可以发挥出来了。”同时他还指出：“无论是工资、奖金还是补贴，必须遵照一定限度”，否则国家将“无法集中资金办大事”。在环境问题上，陈云强调环境污染必须以预防为主，不可先污染后治理，并提出三大举措：宣传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建立环保节约工程项目；加大监督和管理力度，各部门严格落实责任。在农村生产责任制推广后，陈云反复强调：“郊区要计划种菜，养猪要派任务，烟草种植面积不能增加，粮食种植面积不能减少。”此外，陈云还指出：对外开放的目的是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建设，并强调在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交流时，中国不能依附于他们。

——摘编自刘洋《改革开放后陈云经济思想研究》

材料一   纵观中国近代历史，阻挡和压榨中国民族工业的无疑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商品倾销，但这种状况在一战期间有了缓和的机会，“实业救国”思潮也在此时迅速崛起，同时也出现了规模较大、影响较大的群众性抵制洋货运动，使得外国商品在中国国内市场上严重滞销。民国初年，中国工业产品的增加，除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外，还要满足帝国主义战争的需要。如面粉业和冶铁业，由于帝国主义战争的需要发展得较快，纺织业由于进口的减少也得到较快发展。但一战结束后不久，面粉进出口马上转为入超；铁厂积货如山，无人过问，至于闭炉停机。在这期间，纺织业由战前的231家增至1920年的475家；而冶炼业由战前的8家增至20家。另外，列强仍然通过直接或间接投资来控制整个中国的工业。如纺织业和采煤业，到1919年，外国资本仍然控制着近60%的布机和75.6%的机械采煤。

——摘编自吴才军《简析20世纪初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春天”短暂的原因》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的经验对新中国有示范意义，只有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依靠内部积累迅速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为工农业生产提供各种必要的装备，使现代工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和支柱，才能加快推进新中国的工业化。国家制定的“二五”计划中指出，中国工业化建设在继续以重工业为中心，加快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加强工业布局调整的同时，对国家急需的科学技术领域进行部署，集中力量发展航空、电子、船舶、兵器、核能、航天等系列新兴工业。

——摘编自孙星《论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形成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