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农业合作社规模在世界上位居前列，在美国农业生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美国农业部统计，2012年美国农产品总量的80％以及出口农产品总量的70％均来自农业合作社。农场是美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农业合作社正是由拥有农场所有权的农场主在非营利的基础上为提供他们自己所需要的服务而自愿组织起来的经济组织，是自有自享的法人团体。美国农业合作社类型众多，主要可分为供销合作社、服务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三类，美国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改革和创新，形成了“新一代农业合作社”。在合作社发展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在立法、资金、税收和信贷等方面给予农业合作社很大的支持，同时美国还有比较完备的农业保险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和私人农业保险公司提供种类多样的农业保险，大大降低了农业合作社的市场风险。

——摘编自赵冉、苏群《美国、日本农业合作社发展特点及启示》

材料二   农业合作化运动作为继土地改革之后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又一次深刻变革，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这一运动使中国在基本还处于半封建的状态下，短短几年时间就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如胡绳所说：“这无论如何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国家的历史和党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虽然我国在引导农民由个体经济转向合作制经济的时机选择上并不成熟，加之在运动中注入了太过明显的政治因素，以致合作化运动中一再产生重大偏差，但是这并不是合作制经济本身的问题……并不代表着合作制经济本身制度设计上存在缺陷，这恰恰是值得我们今天深入总结历史教训的关键点，也为我们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建立农村合作经济提供了诸多启示。

——摘编自张勇《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反思与启示》

注：材料出处中“建国”应为“新中国成立”，为尊重原文，故不做改动。

材料一   清代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干预源于传统儒家的“养民”和“聚民”思想，其目标是赈恤农民、维持农业生产和平抑价格，具体包括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六类行为。清代国家干预粮食市场的相关政策以蠲恤制度为中心，依托于田赋制度、关税制度、漕运制度和仓储制度等诸多制度。其中，漕运和仓储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奏报制度提供了高效的信息支持。清代对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国家干预粮食市场行为的适用条件和实施方式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在乾隆朝前后已形成定制，并成为影响市场发展的正式制度，对粮食市场产生了长远影响。

——摘编自胡鹏、魏明孔《养民与聚民：清代粮食市场中的国家调控（1644—1840）》

材料二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尽管粮食（作为商品）也自由流通了一段时间，但总体上粮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这一时期国家对粮食实行的是紧缺管控政策。1953年，国家出台《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对粮食执行统购统销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粮食不足情况下的分配问题，以保障城乡居民人人有饭吃，以及工业生产对粮食的基本需求。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国家制定出台了一整套粮食定量供应的紧缺管控政策，尤其粮票，可以说是紧缺管控政策的核心与灵魂。1955年8月5日，国务院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粮票开始全面进入社会。

——摘编自王永春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变动规律研究及趋势展望》

材料三   2001年后，国家先后在8个省份进行粮食收购工作与销售放开试点工作，后又于2004年宣布在全国放开，由市场来决定粮食价格。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粮食是生活必需品，在消费端具有很强的刚性，但其生产端受到气候及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价格容易大起大落，所以在中国放开农业市场后，为保护国内农民的利益及其种粮的积极性，政府先后针对水稻、小麦等粮食品种出台了最低收购价政策。

——摘编自罗荃《新中国粮食价格政策演进内在逻辑与改革战略取向研究》

材料   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状况，其实就是各种主体之间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甚至是相互博弈的产物，它受制于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规模大小、人口多少、经济状况、信仰方式等诸多因素。因此，严格来说，一国民主政治的具体形态只能在各种主体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循序渐进地达致。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应当看到民主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含义。有代议民主，也有协商民主，有直接民主，也有间接民主，还有其他类型的民主。民主的不同提醒我们，要以差异、共存的思维看待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费孝通先生说得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说，中国梦是对中华文明的现实坚守和未来进行的想象与憧憬，这样的中国梦，显然不是“宪政”一词可以概括的，不是“宪政梦”可以指代的。

——摘编自喻中《“中国梦，与民主政治道路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