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后半期，集大茶园、公司制、机器生产于一体，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英属印度等地茶业强烈冲击着中国传统手工制茶业，颠覆了中国茶叶在世界市场的主导地位。随着世界性茶叶市场的形成，产生了由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国际茶叶市场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国际茶叶价格，这种茶叶贸易方式的根本变化，有人称之为“茶叶革命”。1896年开设的福州焙茶公司是近代中国设立的首个机器焙茶公司，其制出的茶获得好评，获利甚厚。当地官员对公司高度重视，亲自到场视察加以鼓励。福州尝试机器制茶的消息迅速传播，不少地方争先仿效。此后，汉口成为尝试制器制茶的后起中心，温州、祁门也占有重要地位。总之，晚清民国时期，机器制茶虽不无热闹，“但均系一隅试办，无裨大局”。

——摘编自陶德臣《近代中国机器制茶业的兴起》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十分重视茶叶生产的恢复和茶叶机械化事业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国茶叶以大宗红、绿茶生产为主，红、绿茶加工机械是这一时期制茶机械研发的重点。20世纪末多槽式扁茶炒制机和长板式扁茶炒制机研制成功，使包括龙井茶在内95%以上扁形茶炒制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加工。乌龙茶是我国的特种茶类，20世纪80年代福建省研发出人工环境温、湿度控制的做青设备。90年代我国台湾的乌龙茶加工成套机械传入大陆，开始建厂生产，使大陆乌龙茶加工实现了机械化。为适应茶叶产业化和集约化加工的发展需求，近几年茶机的研发重点转向了茶叶加工连续化生产线。

——摘编自权启爱《新中国茶叶机械的快速发展和茶机行业的繁荣》

材料一 中国近代以前，东北地区开发较晚，城市化进程缓慢。从 1904 年开始，清政府鼓励移民开发东北，实施移民优惠垦荒政策，大规模移民进入东北，民国时期更是形成规模。随着大量移民的迁入以及近代交通业、近代工业的发展和港口的兴建，东北地区相继兴起一大批新城镇，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城市体系初其雏彤。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大对东北的开发和巨额资金投入，客观上促进了东北城市迅速发展，但东北城市的发展是以经济的被掠夺为代价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在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东北地区的城市出现了飞跃式的发展。到 1941年，东北大都市有沈阳、哈尔滨、长春等16处，小都市172处，另外还有一些小城镇，共计 312 处城镇。

——摘编自荆葱兰、张恩强《近代东北城市化进程中的关内移民》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东北雄厚的基础，“一五”期间，国家建设了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有1/3放在了东北。从投资额来看，东北占44．3%，接近一半。东北地区成为了共和国重点布局地区，也就是成为了我国工业发展的龙头、东北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迅速发展并走在了国家前列。

——摘编自姜妮伶《中国东北地区城市化发展研究》

材料一   迄今为止，公认中原地区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发现于公元前8世纪的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比西亚赫梯人的人工冶铁要晚了1000多年。战国时期冶铁业一般只能冶铸农具和少数手工工具，锻制兵器还比较少。西汉以来，钢铁冶炼行业不仅能生产铁制长剑、长矛、环首大刀，而且还能大批量生产生活器皿和杂用工具，如灯、釜、炉、剪等。罗马帝国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其著作《自然史》中曾说“在所有的各种铁之中，以中国铁为最好。中国人把它连同各种织品和皮货输送给我们”。鉴于铁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历代王朝多直接控制钢铁冶炼，17世纪以前，中国至少有10项冶铁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摘编自李绍强《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

材料二   洋务运动后期，一些洋务派督抚开始在自己主政区域建立钢铁企业。1871年，福州船政局所属铁厂首先采用新的钢铁加工技术：安装吊车，铸造大型汽缸；购置3吨汽锤，锻造大车轴；建立轧钢厂，轧制15毫米以下的造船钢板和6—120毫米圆钢、方铁。1890年，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建成中国第一座3吨炼钢平炉，后又建成了一座15吨炼钢平炉。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兴建湖北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这是中国也是远东第一座近代钢铁联合企业。1896年汉阳铁厂招股200万两白银，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从1871—1895年，全国钢铁最高年产量，铁没能超过50万吨，钢没能超过10万吨。

——摘编自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材料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钢铁工业的基础十分薄弱，全国几乎没有一家完整的钢铁联合企业。但广大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不畏困难，凭着钢铁意志创造了钢铁业发展的奇迹。在苏联援助下，我国相继恢复和新建了鞍钢、武钢、包钢等钢铁厂。钢铁工业按照中央政府的计划构建起“三大”“五中”“十八小”的格局。三大是建设鞍钢、武钢、包钢三个大型钢铁基地；五中是扩建、新建五个中型钢铁企业，即扩建太钢、重钢、马钢、石景山钢铁厂，新建湘钢；十八小是新建十八个小型钢厂，即邯钢、济钢、临钢、新余、南钢、柳钢、广钢、三明、合钢、长特、新疆八一、杭钢、鄂钢、连钢、安钢、兰钢、贵钢、通钢。到1956年，新中国钢铁产量年均增长31.6%，到1957年达到了535万吨。

——摘编自董志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材料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推行土地改革的同时，一方面自上而下地建立与中央政府相对应的地方各级政权组织，另一方面自下而上地建立保证土地改革具有持久活力的农民协会、农业合作社和农民联盟。并运用法律手段强制没收了祠堂、寺庙、教堂、私塾、墓地、祭田、义田、公会田等土地财产，取缔了神汉、巫婆等封建迷信活动，革除了早婚、溺婴等社会陋习，改造了“二流子”，实行“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政策，举办农民夜校和扫盲培训班，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这种新民俗成为一种新的精神资源，为随后中国共产党动员广大农民参加更大规模的农村社会改造运动奠定了深刻的心理基础。

——摘编自张新光《新中国农民生活方式60年变迁与反思》

材料   王崇伦，1927年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农村的一个贫苦人家。1949年，鞍山解放了，王崇伦望着满目疮痍的鞍钢，决心为建设新鞍钢多出一份力。从此，他一头扎进了书本，把业余时间都用在了文化、技术知识的学习上，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鞍钢职工队伍中为数不多的年轻高级技工之一。1952年，王崇伦所在的工具车间承担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加工飞机副油箱拉杆的任务，王崇伦设计并制造出利用刨床加工拉杆的特殊卡具。1953年，王崇伦作为鞍钢北部机修厂工具车间的刨工，相继革新成功7种工、卡具，发明了“万能工具胎”，一年完成了几年的生产任务，提前跨进了1956年，成为全国最先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线工人，从此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摘编自《走在时间前面的人：王崇伦》

材料一   1953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采取重大措施，对农业实施改革。1953年下半年，苏共中央通过一系列改革农产品收购制度的决议；1954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又提出大规模开垦荒地的决定。以这两项措施的出台为标志，赫鲁晓夫启动了苏联农业的改革，农业成为赫鲁晓夫改革的突破口。1958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决定对农产品的采购制度和采购价格进行全面改革。取消现行的义务交售制，改成统一的国家采购形式，并提高收购价格以给农民增加收益。赫鲁晓夫还注意给集体农庄放权以调动其生产积极性。但是由于急于求成，且赫鲁晓夫在全国盲目大搞种植玉米运动和垦荒运动，破坏了农业发展，农业改革成效不大。

—摘编自张喜德、蔡丹《赫鲁晓夫的改革开放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启示》

材料二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为适应工业化需要，在1953——1956年间通过在农村地区普遍建立合作经济的途径，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改革。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群众动员，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获得了广大农民的认同和支持。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53年12月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根据中国农村的特点，采取了典型示范、分类指导、逐步过渡的办法，合作化运动发展得很顺利。到1955年底，全国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67万个。这段时期，在实践中遵循了自愿互助的原则，利用互助协作的力量来发展生产力，因而得到广大农民的普遍拥护，农村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合作化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摘编自李伟民《金融大辞典》